这一次她没有气喘,也没有脸红,居然十分的平静。王助理和勤务员们爆发出歇斯底里般的狂笑,简直高兴坏了。王助理一个劲地“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地叫唤着,同时用手拍着他的秃脑门。我绝望地叫道:“邵娜,你胡说什么啊!”
一片喧闹声中,只有邵娜安静如故。
终于笑完了,只听王助理说:“怎么*的?你要是能说得让我相信,我就放了罗晓飞。我说话算数。”
邵娜欲言又止。看得出来,她不是不好意思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毕竟,我们没有“*”过呀。
“我,我们……”邵娜抬着头,谁也不看,眼睛盯着主屋顶上发黑的望砖,就像那儿写着答案似的:“我,我们,在福爷爷的棺材上……”
王助理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演给我们看看也行啊。”说着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绕过供桌,向邵娜走过去。勤务员们纷纷后退,让开了一条路。
“你就把我当成罗晓飞,这桌子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福、福爷爷的棺材……”
邵娜显然害怕了,躲闪着王助理的目光,但她却没有退缩。突然邵娜看了我一眼。这是她进来以后第一次看我,意义异常明确,在向我求援。但这会儿我被拴在桌子腿上,又怎么可能救她呢?正因为我被拴在这儿,她才会跑来救我的。这一点邵娜自然是清楚的,只是危险突至,她有点儿不假思索了。可见在邵娜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是她的依靠。
但邵娜马上就认清了形势,迅速地收回了看我的目光。但那出于本能的信任已经像闪电一样地击中了我,使我不禁颤抖起来。
王助理一把搂住邵娜,在她的身上乱摸起来。后者无声地抵抗着,目光在屋顶上的房梁、椽子间来回地移动着。我听见自己吼了一声:“王助理,我操你妈!”身体跟着向前蹿了出去。
笨重的供桌居然被我拉得吱的一声,移动了几寸。然后,我又被桌子拉回到长板凳上去了。手腕剧痛,显然是受伤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麻绳绷得直直的,像琴弦似的颤动不已。二号、三号扑了上来,按住我的肩膀,手指像铁钩一样,抠进了我肩颈附近的皮肉里。
二号还不解气,拿过靠在墙上的枪,用枪托在我的腰上狠狠地砸了两下。于是我在板凳上坐不直了,靠着供桌才没有瘫下去。
王助理总算停止了动作,回过头来问我:“你喊什么喊啊!”
援救邵娜居然成功,虽说遭到了重创,我心里还是高兴。但接下来呢?事情不是还得继续?
邵娜愣在那里,也不往外面跑,像个头号大傻瓜似的。我不禁暗自骂道:你这个蠢女人,真是让我颜面扫地呀!难道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保护你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来这儿给我添乱!
喘了几口气后,我尽量缓和地对王助理说:“王助理,你别听这女的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和她*过。队上的母牛是我干的。”
王助理放开了邵娜,抬起手,将一缕垂挂下来的头发搭上秃脑门:“你承认啦?”他说,“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说:“是是,我承认。”
这时候邵娜大叫起来:“晓飞,你没有和队上的牛干过!”
“我干过的,以前没有对你说实话,谁让你不愿意和我干呢。”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都什么时候了,我骗你干什么?”
“你,你……你这个流氓!”邵娜哭了起来。她捂着脸,边哭边跑了出去。
前史 知青变形记16
下午,审讯继续。手腕上的绳子被解了下来,大概是对我认罪的某种奖励吧?那被绳子勒过的双手手腕不仅皮开肉绽,而且已经化脓。细麻绳镶嵌在红肿的皮肉里,被他们硬生生地扯了下来,之后二号便将严重污染的绳子盘成几圈,挂在腰后的皮带上,以备后用。
接下来是交代细节。怎么干的母牛?以及干了几次?具体的时间、地点,我的感受,以及对方(母牛)的反应。这自然是审问最精彩的部分,从工作组成员兴奋的神情里即可以看出。
王助理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晃得人眼花。小七子更加频繁地用蘸水钢笔刮擦着墨水瓶瓶口。二号、三号也擅离职守,不去门外站岗了。王助理也没有轰他们出去。期待如此强烈,让我觉得很对不住他们。承认干过母牛容易,但杜撰细节却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尤其是热情。问题在于,对于编造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我一点热情都没有。此刻,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双手上。已经两天两夜我没有看见过它们了,这还是我的手吗?
见我神思恍惚,语焉不详,王助理说:“罗晓飞,我警告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你的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愿意谈谈的。
“能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问。
“奸污生产队的母牛,破坏春耕生产,枪毙都够了!”王助理说。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就算我奸污了生产队的母牛,和春耕生产又有什么关系?”我说。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不能证明奸污母牛和春耕生产的关系,我最多也就是个生活作风问题。传扬出去,名声自然不好,也许还会因此坐牢(这年头,因为作风问题坐牢的很多),但枪毙总不至于。即使是那些和人干的*犯或者破坏军婚的家伙也不至于会被拉出去枪毙。王助理显然是在吓唬我。
只听他说:“你把牛干趴窝了,不就耽误春耕生产了吗?”
我说:“那你又怎么证明闺女趴窝不是因为生病,而是我干的呢?”
“你没有干它,干大发了,它又怎么会趴窝呢?”
此路不通。就像昨天我问王助理:“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回答:“你没有犯事,我们为什么要抓你?”一样,进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我说(尽量有理有节地):“我喂牛是冬天的事,而闺女趴窝是一个星期以前,总不能说我冬天干了它,到了夏天它才有反应,要趴窝那还不早趴下了?”
王助理不禁语塞,噎了半天。“好啊,死到临头,你还嘴硬!”说着他走回到供桌后面,坐了下来,开始到处找他的小梳子。最后终于在Сhā钢笔的口袋里找到了。
“就奸污生产队母牛一条,就够判你十年八年的了……”他说。
一下子我就被从枪毙减刑到了十年八年,信心不禁大增。可王助理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边说边想边梳着他的秃头,整理着那匪夷所思的思路。
王助理说:“奸污母牛,和畜生配对,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你有对象,为什么还要奸污生产队上的母牛?这不是故意的吗?这是出于阶级仇恨的故意报复!报复到贫下中农的牛身上去了……你们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还是土改的时候分给贫下中农的,当年的小牛犊子也有二十多岁了吧?牛二十多就等于人七八十,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干一头七八十岁的老牛,老黄牛,能背得住你干吗?冬天受的内伤,春天才发作,也是正常的……贫下中农的老黄牛啊,你怎么下得了手的?真正是心如蛇蝎、罪大恶极!”
王助理明显在搜肠刮肚,但居然这事儿被他说通了。我真的觉得奸污母牛的人应该被枪毙。即使没有影响春耕生产,也最好枪毙掉。让我不能接受的只是,这个人恰好就是我。那么,我应不应该或者会不会被枪毙掉呢?
晚上,我仍然被他们带回到牛屋的北屋,扔在那堆麦秸上。工作组的人轮流去队干部家吃饭,留下来的勤务员背着枪,守在牛屋门口。礼九趁他们不备,又扔给我两个黑乎乎的馒头。我连忙从麦草上捡起来,吞咽进肚子里。所不同的是,这次我是用手捡的,然后用手送进了嘴巴里。我不禁真切地感受到,人有手真是好啊,真是方便,哪怕是一双流着脓血的烂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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