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大队部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批判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罗晓飞。

早上起床后，我对继芳说：“我也要去。”她吓得脸­色­都变了，“去不得，去不得，人家会认出来的。”

我说：“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这屋里吧？”

继芳说：“好歹等过了这阵子。”

但我的确已经想好了，不能躲藏一辈子。更重要的是，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批判罗晓飞的，也就是怎么批判我的。我很想看见，也很想听见，更想弄明白。继芳越是说这样做有危险，我就越是想去了。最后我对继芳说：“不是说去的人队上都给记工分吗？不去那不是白不去了？”

她总算有些被说动了。

继芳去了为好家那边，再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为好和为好媳­妇­。他们自然劝我不要去，为好甚至又要下跪。但我决心已定，跪也无济于事。看我不为所动的样子，为好说：“罢了，罢了。”跑回他们家的房子，找来一顶破草帽让我戴上。我答应看一眼就走。

老庄子上的人都*了，我们这才出发。我走在继芳的边上，她的手上抱着正月子。为好媳­妇­抱着三闺女，大闺女带二闺女跟在后面。为好则走在前面，试图用他瘦小的身子挡住我。两家人全体出动，前呼后拥着我向大范大队的大队部走去。

为好不时地回头看看我，念叨着：“嗯，是认不出来了。”

他伸过一只手，拉了几次我头上的草帽，直到草帽的帽檐完全垂了下来。我只能通过帽檐脱线的缝隙，勉勉强强地看见外面。

大队部离老庄子有两里地。我们到达的时候，园子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一概向着房子的方向翘首以待，就像看戏一样。

那大队部的房子也是草房子，只不过间数多点，长长的一溜，其中有好几间属于大队小学。此时，屋檐下面贴了一排白纸标语，上面用黑字写着“批倒批臭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犯罪分子罗晓飞！”“罗晓飞”三个字的上面还打了一个红叉。标语的下方，放了两张学生上课用的课桌，并成一排。桌子后面的板凳上坐着王助理、大队范书记和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中年人。

我注意到，大队部的西山墙那儿停了一辆吉普车，两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背着枪，笔直地站在旁边。一帮孩子围着吉普又叫又跳，但在公安战士威严的注视下不敢靠近。看来县里真的来人了，礼贵没有骗我。

我们在人群后面刚刚站定，福爷爷就被人从大队部里带了出来。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仁军和另一个基­干­民兵押着他走过来。只听范书记说：“富农分子范复霖带到！”

王助理哼了一声：“往前面带带。”

仁军推着（或者说扶着）福爷爷走到桌子前面。

福爷爷低头弯腰，但他的头低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再低了。只见福爷爷的一双老眼略微上翻，目光扫视全场，那眼神既活又亮，就像能看穿人心似的。我心里不由得一震，觉得福爷爷看见我了，赶紧把草帽拉得更低。福爷爷的眼神，坐在后面的王助理他们显然是看不见的。

自从福爷爷被带出来以后，社员们便开始议论。一时间人声嗡嗡，某种不安的气氛在会场上弥漫开来。我也觉得非常纳闷，批判罗晓飞为什么要斗福爷爷呢？当然是因为罗晓飞已经死了，昨天上午就被队上的人埋了，总不能抛出尸体抬上来批斗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队上的­阴­谋已经败露。这当然牵涉到福爷爷，更可怕的是牵涉到我。没准接下来就是揭*谋，把我从人群里揪出来。想到这里我不禁害怕起来，很后悔坚持要和继芳他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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