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东想西想的时候，­妇­产科的门开了，一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探出半个身子，问：“谁是徐继芳的家属？”

我说：“我是。”

医生是个小伙子，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白大褂（比护士的白衣服要长）。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用蘸水钢笔在一张处方纸上写着什么。继芳从一架屏风后面转出来，很不方便地系着裤带。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但没有说话。

我小心翼翼地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坐了好一会儿，医生这才说道：“公社。”

“什么？”我问。

医生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又说：“公社。”

突然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提问，并且是针对我和继芳的。我赶紧回答：“成集。”

医生低下头去，大概是在纸上写“成集”二字。然后他又说：“大队。”这回没有抬头看我。

“大范。”我说。

“生产队。”

“大范一队。”

“成分。”

“贫农。”

医生第二次抬起头来，脸上总算是有了一点表情，但说不上来是什么表情。说话的句子也长了许多：“你们为什么不在村子里找一个接生婆，大老远地跑到县医院里来凑热闹？”说着用手拉了拉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

我赔着小心说：“不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