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你，跟我来。”

于是午饭后我跟随张小杰去了宿舍。他从床底下拿出两个拍子和一个羽毛状的东西。我们到外面，在两幢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打了好几个钟头的羽毛球。我们用棍子在地上画出一条线作为分界线。我们没有记分，那个会飞的羽毛状的东西被弹来弹去，上上下下。这是我离家后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们既不用被人判分，又不会受批评，只是尽情地享受着两个人一起玩的乐趣。我和张小杰后来成了好朋友，这比任何事都能安抚我们心中强烈的孤独感和想念家人的痛苦，我真希望他和我在同一个班学习。

那天在同学们去颐和园玩之前，我们班的指导员让我在他出去的时候帮他洗白衬衫，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要求。我想帮他把衬衫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想让他喜欢我。“洗的时候要用牙膏，”他说，“记住要特别洗洗胳膊窝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被汗渍弄得很脏了。我挤了很多我的牙膏在上面，最后，我索­性­把牙膏管剪开，把里面翻开，这样就可以挤尽最后一滴牙膏，一点也没有浪费。我将这件衬衫洗了又洗，但还是有汗渍。

指导员回来的时候，我得意地把压平并叠好的衬衫给他。可他一点也不感激，“我告诉你要用牙膏，你看看这汗渍！”他摇摇头就走了。

我很生气。为了洗他的衬衫，我用光了小半管昂贵的牙膏。

从来学院的那刻起，我们就必须自己洗衣服和缝衣服。在家都是我娘做这些事情，现在要自己做这些，不禁加剧了我的孤独感。我真想娘。我特别想听到她的声音，但我从来没有给我们村打过电话，因为我没有钱和爹娘通电话。我爹娘也看不懂我写的信，我相信大哥们会把信读给他们听。

给家里写第一封信真叫困难。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我有多想念他们，但我明白这只会让娘难过。于是，我告诉他们坐火车去北京的感受，把见到的一些激动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告诉他们我见到了毛主席铜像和明朝皇帝的坟墓，看到了美丽的珠宝，我真希望可以拿着其中一件回去给娘。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很多吃的。每个菜里都可以找到油和­肉­，我真希望能分给家里人一块儿吃。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要自己洗净和缝补我的衣服，我把我那件灯芯绒夹克放在家里的衣服盒子里，留给进群……

我觉得这么写我娘一定就不会伤心了。可是我错了！二哥存源回信时说，他给爹娘念我的信时，娘呜咽起来。

学校里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图书馆。图书馆只是很小的一间屋子，里面只有很少几个书架的书。这里没有外国书籍，而且大多数的书都是图画书，是新出版的中国作家写的关于外国小孩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忧郁悲惨的故事，多数讲的是那些在美国挣扎奋斗的有­色­人种小孩的故事，以及白种人是如何虐待他们的。还有就是讲善与恶之间斗争的故事。故事中英雄人物总是美丽英俊的角­色­，而坏人总是长着一个大鹰钩鼻子和一张又胖又丑陋的脸，这些人不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官员或间谍，就是外国敌人。我很憎恨这些坏人，同时也很同情这些贫困的有­色­人种小孩，我总是为他们而下泪，同时也更加感激毛主席给了我们这样天堂般的生活。我想，如果我们当时的生活就像在天堂，那么，那些生活在美国的穷孩子一定在地狱深处。

学院里订了几份专给领导和老师们看的报纸，《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还有《工人日报》、《解放军报》和其他一些报纸。当时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成为宣传机器。我们只有在老师们看完后才有机会看，通常看的都是一两天前的报纸，有时候甚至是一周前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报纸许多版面都是国内新闻，关于肃清“右倾”和反革命思想取得的成果。有时会有几页体育新闻和少于一页篇幅的国际新闻，而这些国际新闻的信息量很少。还有一份报纸是只有一部分党员才可以看的《参考消息》，这份报纸里有稍微多一些的国际新闻，少一点宣传口号。只要偶尔有人找到一份旧的《参考消息》，大家会四处传阅。

我们刚到学院两周的时候，有一天所有人都在午饭前被召集到广场上。我们按惯例排成四行，几个指导员神情严肃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台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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