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一次比较起来，这次回北京的火车旅行快活多了。报到的时候也更顺利了，因为现在我们学生相互之间都可以用普通话交流。

我仍然时刻想着父亲的笔和他充满自尊的话。每次用笔时，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对跳舞的态度没有一点变化，我仍然痛恨跳舞。

那年的五月，江青第二次到我们学院，这次我也参加了表演。事后，所有人都集合在运动场上。江青威严傲慢，她叫我们努力学习，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她对学校的领导说，舞蹈学生在技巧上还薄弱，所以要额外加课，包括武术课。陪同的文化官员站在她旁边，满脸尊崇的神情。

江青随后派了两个青年冠军加入我们的训练，一个是北京体­操­学校的，一个是北京武术学校的。他们是作为模范学生过来的。我尤其是对武术学校来的王鲁军印象深刻，他可以轻松地在一条线上连续翻十来个跟斗。他在空中做“飞腿”的高度，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蝴蝶”式的空中旋转动作难度最高，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必须在齐胸的高度上，头和身体快速地从右向左旋转，同时双腿在空中劈开一个扇状的飘逸动作。整个动作如果准确，那就像一只蝴蝶在空中飞翔。王鲁军竟然可以奇迹般地转着圈，一口气连做三十二个！

尽管王鲁军在武术和京剧上十分优秀，他的芭蕾舞学习却很痛苦，因为他是第二年年中Сhā入的，错过了基础课。芭蕾舞中肌­肉­的使用方法与武术不同。他曾多次告诉我，想回去练武术，但是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深深地陷入困惑。

王鲁军是一个坦率诚实的人，喜欢打抱不平，很快就被人起了个绰号叫“土匪”，还好对此他十分受用。

我记得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天，“土匪”买了一毛钱的糖果。他家里经常给他寄一些零花钱，他偶尔也分几颗糖果给我。但是他有一次买糖果时被班长看见并告诉了班主任。于是被迫连写三份自我检讨。老师要他深挖思想，诚实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不能买糖果？于是，我给了他一些指点，如：买这糖果的一毛钱可以帮助将要饿死的农民，自己的自私行为可能会败坏自己的革命意志等等。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些道理，但我必须让王鲁军明白这是解脱麻烦事的唯一办法，得学会应付这种洗脑。幸运的是，我的建议被王鲁军采用并且行之有效，王鲁军的自我检讨终于过关了。

通过这次事件，“土匪”和我成了好朋友。几周之后，“土匪”提出了让我大吃一惊的要求：他要和我歃血为盟，结拜兄弟。这是一种古老的方式，据说是起源于武功大师的结拜传统，一旦结盟，生死相依。在中国文化中，这种结拜关系往往要超过血缘兄弟关系，所以，开始时我不答应，我已经有了六个兄弟，不需要更多的兄弟了。“土匪”听了非常失望，但他丝毫不罢休。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天，他邀请我外出郊游。我们申请了外出许可，没有这种许可是不能出门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山脚下，“土匪”拉我进了一家小馆子。他点了一瓶白酒，还有一盘猪头­肉­，那真是佳肴，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的猪油，好吃极了！但我不喜欢那白酒灌入喉咙的感觉，太刺激了。

吃完之后，“土匪”掏出一把小刀子、一张纸和一支笔，他再次要求我与他歃血为盟，结拜兄弟。仿佛预见我要拒绝似的，“土匪”的眼眶里含着泪。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如何去当好一个兄弟，也担心自己达不到他的期待。

“土匪”听了大笑起来，说他就是喜欢我这样的人。

于是我让步了。我们割破手指头，将鲜血滴在一碗酒中，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干­了。接下去我们共同作了一首诗，花去一个多小时。我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已经不同一般，学院的生活寂寞无聊，还充满困惑，我们能拥有的就是真诚的情谊。当我们成为“结拜兄弟”后，这种关系将保证我们的友情，使我们一起度过接下去的几年。

那一年，学院的各个分校挑选了更多的学生，我们在朱新庄的住宿面积不够用，于是，江青命令各个分校可以迁回城里的老地方。刚搬好，我们就被通知收拾行李，因为暑假到了，我们将去北京郊外的一个服装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体验生活。

和郊区相比，城市里的学院宿舍狭小拥挤多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整个二楼分别住着全部男学生和女学生。八个学生住在一个小屋里，四床上下铺，每人有一个小抽屉放各自的个人物品，放不下的东西只好塞入床下。这间简陋的小屋伴随到我们毕业。

我们现在也有了一个新院长，还来了许多新老师。到新学院的第一天，我们班被告知会有一个新的芭蕾舞老师，叫萧苏华，是­干­部子弟，出生在苏联。

萧老师是个一脸孩子气的人，其他老师都直呼他的外号“娃娃”。

“我很高兴能来教你们，”萧老师上第一节课时对大家说，“我虽然是老师，但我也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要使我们班充满快乐。芭蕾舞是世界上最美的，也是最快乐的艺术形式。我不仅教你们芭蕾舞，我也要教你们欣赏芭蕾的能力。我希望当我们的学期结束时，你们也拥有和我同样的欣赏能力。我们应该互相了解自己的实力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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