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那一年的上半年，陈老师的­性­格突然变了。他不再开玩笑了，停止了组织校外活动，也停止了摄影活动，变得孤僻和伤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总是给我一样的答复：“没什么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被送往一个养猪场，去洗他头脑中的脏东西。

一年后，陈老师作为一个木匠回到学校。他失去了名声、家庭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脸面。他的教师事业就此结束，成为中国最底层的一员，必须每周交给学院里的党组织一份自我检查，所有的行为受到监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笑脸。

但是陈老师的噩运没有停止。一个周末，他在使用电动锯时切下了三个手指。他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还要自己负担所有的医药费。之后，他不能使用电锯了，被派去打扫厕所。他落泊的样子，学生们都难以忍受，包括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

代替陈老师教我们的是马立学老师。陈老师也曾经是他的学生。马老师瘦小而有生气，有一副少见的大嗓门。他习惯在表演前搓手掌，好像可以从中取得勇气和灵感。我从马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表演尽善尽美。他教我们朝鲜鹤鸟舞，鼓励我们去学习这种舞蹈的­精­髓，一些细微处如眼睛甚至头发的摆动，都应该能体现出如飞鸟羽毛的感觉。马老师要求我们去想那些不敢想的，探究那些不能探究的。他总是要求我们超过他，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来自北京郊区的新同学程祥军。他是个高个子，比我大两岁，一脸青春痘。一天午饭后，程祥军邀请我去他家过周末。

“我很愿意去，但我不知道我们老师是否允许。”我说。

那天下午，我去找一位指委员，那领导要求我父母给学校写一封信，说万一出了什么事，学校负不起这个责任，同时他也告诉我，就是我家长允许我去程祥军家，也只能每月一次。

那时候，从崂山乡村往北京寄一封信，要两周时间。

几周后，我终于收到爹娘的回信，是二哥存源代写的，他们对我去程祥军家很支持，特别是我娘，她很感激程祥军家对我的关心。

接下去那个周日，我和程祥军早晨八点钟就出发了。去朝阳区要换三路车，近十点钟我们才到他家。程祥军的姥姥已经在门外等我们了，她给了程祥军一个紧紧的拥抱，并说她一直在念叨着他。程祥军姥姥年纪大了，小个子，缠过小脚，视力很差，牙也剩得不多。这使我想起我­奶­­奶­。她看着我慈祥地笑道：“你也可以叫我姥姥啊！”

程祥军家住在一排水泥板造的平房中，很像我们的公社社员房，不同的是两排平房之间的空地更宽些，建造平房的材料是水泥，就是房间地板也是水泥的。

程祥军家有三间房，进屋的那间用来做厨房、饭厅和客厅，两边是卧室。各个房间之间没有门，用黑布帘代替。室内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公用厕所，供大约二十多户人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