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我们的一个政治例会上，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思想脆弱，同情“右派”。我立刻反驳：“我没有同情‘右派’，我只是想帮他尽快把活儿­干­完。”

还是那年的下半年，我们学院招进来了一些很有音乐水平的学生。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接受过一些音乐训练。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来到我们学院而不去音乐学院？他们睡在我们学院这里几间很小、很挤的小教室地板上。拉提琴的人中有一个叫吕丰田的，是个很擅长理发的小伙子。我因为没钱去理发店，就经常请他帮我理发。他是第一个用一把剪刀给我理发的人。以前我们寝室的人是用一把很钝的推剪来互相帮忙剃头，头发经常被卷在推剪中间，每次都要把头发拽出来，用这种方式理发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型。在吕丰田到来之前，虽然我一直很感激有人可以给我们免费理发的机会，但每次理发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吕丰田是一位演奏时满怀感情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喜欢看他练习拉琴。

我对芭蕾舞蹈专业态度的转变是在第三年。在萧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那一年我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上第一堂芭蕾课时就充满了信心。我们开始练习做两个全新的，技术难度较高的动作：空中转一圈和单脚转三圈。我练得比以前更刻苦了。我试着领悟萧老师纠正我动作过程中关键的地方，每天还在日记里记下我新的感受。有时即使没有轮到我，我也会在边上或者小组后面练习。我的快速进步令我的老师们和很多同学都很惊讶。

我在芭蕾舞上取得的进步也带动了我在其他课程上的学习，尤其是武功课。我的后空翻比过去大有进展，上一年我是很怕这个动作的。有一天，在我做一个后空翻的时候，以为老师会在旁边准备着保护我，可我搞错了，他们当时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同学。当我凌空的时候，突然心慌起来，因为我感觉不到他那双支撑我的手，于是，我从肩膀高度的地方重重地摔了下来，后背和头部落在只铺了一块薄线毯的硬木地板上，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头和脖子感到一阵阵的剧痛。我睁开眼看到老师和同学们正围在我身旁，焦急地等着我醒来。他们把我背到床上，告诉我好好睡一觉。午饭的时候，“土匪”和傅希军给我端来一碗面条，里面有一个­鸡­蛋——这可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学院卫生室大夫给予的特殊照顾，平时我们只有凭大夫的诊断信才能享受如此的一顿饭。

我的脖子仍然感到强烈持久的疼痛，但没有任何来自学校的帮助，药物护理或X光检查，当天下午我就又回去上课了。

第二个星期天，我的情况仍没有好转，于是程祥军的母亲带我去看了一位当地的土医生，是一个懂老法筋骨治疗的老婆婆，有七十五岁了。她给我脖子按摩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使出令我大吃一惊的力气把我脖子处的骨头给扳了一下。几天后，脖子处的疼痛消失了，可是我的脖子和以前感觉不同了，经常会有问题。

武功课老师喜欢让我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练习。他们曾经让我们在雪地里练习，包括翻跟头和做后空翻。幸亏我们萧老师到学院领导那儿反映了这一情况，我们才没再继续在雪地里上课。

在期中考试的前几周，有一天萧老师下课晚了，我急着在下节课之前去上厕所。一般课间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而通常这个时候厕所里会排长队。于是我在高老师的京剧课上迟到了几分钟。

高老师看到我进教室后停止了钢琴老师的伴奏，大声地问，“我最得意的‘头大没脑的学生’，你为什么迟到了？”

我原想诚心地向他道歉并解释我迟到的原因，但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冲口而出的却是和想的完全不同的话：“我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我有脑子！”因为生气，说这话的时候我变得呼吸急促，结结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