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动时,我看到二哥不停地擦脸上的泪。我把手伸到窗外跟他拉手。二哥如一座雕像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在我视线中消失。
我挤入座位挨着我的朋友们。我应付着他们的问话,告诉他们我的春节假期情况。但是二哥痛苦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突然间,我想起了他给我的那个包裹,我解开褐色的带子,原来是一盒高粱饴糖。上面附着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一行字:“这是给你朋友程祥军家的,”是存源的字体,“代表你六个兄弟感谢他们对你的恩情……原谅我两天前的行为,我想要的都是遥远的梦,你忘记所发生的事吧……”
我此时终于不能控制自己了,泪水止不住激涌出来,我索性用手帕捂住我的脸。
“怎么了?”几位同学立刻关心地问我。
我也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好,“我只想一个人呆一会儿。”我说。
我发现自己不断在回想存源的那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我想象一只被打败、将要送命的蟋蟀,在牢笼之中尝试出逃,而它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巨大的怜悯充塞了我的心房,我像病了一样,为陷于穷困而又不能自拔的兄弟悲痛。
回北京的整个路上,悲伤一直笼罩着我。“一定会有一个解决办法,一定可以解决!”我一直对自己说。但我知道不会有答案,因为贫穷就是它本身的结症。我此时才开始认识到:我当年能离开青岛,是多么大的幸运在背后主宰!对我的弟兄们而言,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有多么出色的成绩,多么长久地坚持,结果只能是微小的改变。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当太阳落山,星星开始闪亮时,我精疲力竭。我和朋友傅希军互换了座位,这样我可以倚靠在窗子上。
我突然意识到,我将永远不会再回到往日的生活,爹娘和兄弟们的温情将牢记在我脑中。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的前途铺展在前面,后路已经没有了。这次回家的经历,一下子剥去我对农村生活的一切幻想。虽然家中的饥饿状况还在继续,但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二哥脑海中的“无出路”问题要更严重得多,斗败的蟋蟀只是一个比方,他的灵魂正在死亡。
如果我没有出走,我也将面对同样的命运。回北京的路上,我梦里梦外都在思考我的将来。我们轮流交换着座位,大家都有机会靠窗半躺着睡,但在最后的三小时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到将要到来的一年,我将面对的挑战,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存信,你鸿运高照,你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勇敢地往前冲吧!不要害怕。不要往后看,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全家人无条件的爱,永远推着你。”奇怪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它不是来自我的二哥,也不是我爹的声音,甚至也不再是我心爱的娘!
——这个声音来自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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