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在我们最繁忙的期末考试准备期间，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学院举行了一些纪念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我惊讶地看见很多老师都落泪了。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被压制了。毛泽东曾指定让华国峰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但显然，接班人的领导能力不够。在‘四人帮’的领导下，很快全国就把“批邓”的运动升高一个台阶，邓小平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他的一些讲话零零星星地公布了，我也学到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很多人只是象征­性­的参加了“批邓”的运动，事实上那是一种抵制。这同时，坊间开始流传关于江青有情夫的谣言，人们开始注意这类小道消息，我可以感觉到怨恨“四人帮”的暗流在涌动。

同时我们开始排演另一台现代芭蕾舞剧《草原儿女》，这次我被选为主要演员之一。这是个雷锋式的故事，表现了毛泽东时期新一代如何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来教我们，我对他们的技巧十分敬畏，其中一个外号叫“小蹦豆”的舞蹈演员，不仅弹跳得高，旋转也不可思议地快速。他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发誓有一天要达到他这样的水平。

我们为这出剧目排练了好几个月，然后在我们学院的礼堂里初演。我得到不少观众的鼓励——我最狂热的观众是我们食堂的一位厨师。我不知道自己演得怎么样，只感觉自己没有一点舞台恐惧。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天津公演时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在舞台上该­干­什么，甚至不记得后来发生的事，我只记得我忘了舞步，我的舞伴只能目瞪口呆看着我，我仅仅意识到自己当时在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做，惊呆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舞台恐惧，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我十四岁。

《草原儿女》演出结束之后，系主任张旭老师负责开始编1976年的新剧目。我们学院要开始创作一部完整的芭蕾舞剧，这是学院的第一部大型舞剧，每个人都很兴奋。故事讲述一对十几岁的兄妹，他们的父母被国民党逮捕并吊在一种古老的名叫海罗沙的树上，这部芭蕾舞剧就用这棵树的名字。在父母牺牲后，这对勇敢的兄妹被逼走散了，他们分别参加了红军，最后他们在军队中重逢并且为自己的父母抱了仇。

我非常惊讶自己被选为主角之一，而且还是第一组。一瞬间，我成了整个学院中最受羡慕的对象。压力虽然很大，但是这个在全新的剧目中跳舞的机会正是我的梦想。

整个编舞花了六个月。我们每天下午都会排练，日复一日，重复练习所有的动作，只为这些舞步而挥洒汗水。我每天要换三到四件汗衫，它们全都湿透了。我的腿开始抽筋。出于同情，一个编舞老师给我端来热糖水，喝了可以补充能量。那时候糖在中国很稀有——显然，我受到了厚待。

毫无疑问，这个角­色­的技术挑战­性­很高。我每天的训练都很刻苦，但是不同的编舞老师有不同的见解，有时候我要同时听三种不同的教导，这让我很疑惑。到临演出前的一刻，这出戏还在修改。在上千双眼睛面前，我的紧张使肌­肉­一下子麻木了。我的身体在颤抖，腿发软，在大幕拉开之前我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在我入场的时候，我应该表演出具有爆发力的大弹跳，但是我的双腿感觉像是软软的面条在空中摇摆。我下半场表演比上半场稍微好一些，但是有难度的部分都在上半场。自然地，饰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得到了最多的喝彩。

我对自己感到很失望。我的演出使整出剧目的水平下降了，也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带来了不光彩。我去三位编舞老师那里道歉，第二天又去了张旭那里，问他该怎么克服自己在舞台上的紧张状态。

“经验，只有经验才能帮助你。”他说。

那一年的年底，我们去北京郊外军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营经历。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我们组有十个人，由一个士兵带领并教导我们。他们每天的作息表十分严格，我们也要遵守。凌晨五点起床，在五分钟之内梳洗完毕并在­操­场上集合。我们北京舞蹈学院也有类似严格的作息时间，不过五点钟起床还是不太容易。每天早饭之前我们要跑步和做­操­，尽可能找些平坦的地方练习舞蹈。然后一整天就是军训。我们学习像战士一样走路、跑步、转身、立正。还要学习卧倒，在假设的战壕中，在敌人的枪弹下匍匐爬行。在最初几天，很多同学身上都擦伤了。我们也要学习怎样扛枪，并被告知这对于芭蕾舞样板戏的演出很重要。连着几天我们学习瞄准，我的眼睛又酸又痛，但是一想到萧老师对我讲过的弓箭手的故事，我练得更刻苦了。

投掷手榴弹不是我的擅长，无论怎么练习还是不行。我们最初用仿制的手榴弹练习，几天后，我肩膀关节的地方就开始肿痛。在我们投掷真手榴弹之前的最后一次练习时，我给自己打气，想象敌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生与死的关头中，我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尽可能地把假手榴弹扔了出去。

结果手榴弹离目标很远，距离相差得令人惭愧，我还没扔到二十步远！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失败的人，不少同学也都没有能够达到指定要求的距离。为了防止万一，学院的领导明智地取消了投掷真手榴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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