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将满十六岁。这些年来，我的扁桃体腺反复感染发作，学院医生告诉我，是摘除扁桃体的时候了，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一张排队等待开刀的单子上。三个月后，就轮到我了。

去医院的那天，不能进食。手术时间原定在早上九点，但我一直等到中午才见到医生。一位护士往我身上扎了几根金针——中医麻醉法。我有点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手术持续了近一小时，我吃足了苦头。那剧烈的疼痛，那刀割下去的感觉，我全知道。躺在那里，血涌满了我的喉咙，我觉得医生用的是把极钝的刀子，我忽然联想到家乡那些可怜的猪，想起了以前我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它们被宰杀的情形。

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说不出话来。喉咙口肿胀得厉害，仿佛有一个又大又烫的球堵塞在那儿。

护士把我送回病房。“土匪”、傅希军和程祥军都在那儿等我。他们是在学院午睡时出来看我的，还给我带了满满两保温桶的冰棍。我平时最喜欢吃冰棍，但那天我一点都不想吃：喉咙疼得要命，感觉到那儿的神经一刻不停在急速跳动。但“土匪”坚持要我吃两根来帮助消肿。他去年也割了扁桃体，还说我该感到幸运，从去年开始，医疗技术和医生的刀法都已有了很大的改进。

很大的改进？难道就是指那些根本无用的中医麻醉针，那钝得出奇的刀？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可以比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更可怕的事。但我什么都没说——太疼了，根本开不了口。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喉咙口的疼痛加剧，变得酷刑般无法忍受，可连一片止疼片都没有，我多么希望此时我娘能在身边宽慰我。

1977年7月，是我进入北京舞蹈学院的第六个年头。那年学院给所有的学生三周的暑假，让大家回乡探亲。但如果学生愿意的话，也可以选择留在学院练习。

我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决定留在学院里。我当然急切地渴望见到我的家人，我太想念他们了：吃娘包的饺子，一起抓蜻蜓，蟋蟀的唧唧声……一切都那么诱人。但那年，我第一次自愿留下来，甘心地在学院苦练。

在这三星期中，逮捕“四人帮”路线追随分子的活动开始了。文化部里的一些主要官员被逮捕，我们学院的肖院长和张策副院长也被带走。我永远都忘不了张策老师走出大门时，他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学院顿时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尽管如此，我决心不受时局的影响，一门心思好好练功。张旭和其他几个老师都留在学院，我就请他们指点我。

一天，我在练功房里练习旋转，萧老师突然出现在一旁，“存信，你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的。我以为这个假期你不会在学院了。”

“我忽然想起来，有些东西可能对你练习原地转圈有帮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