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考试的准备持续了三个多月，每个人都异常努力。我们最终的考试平均分将决定我们的分配去向。据说中央芭蕾舞团只选那些最好的学生，剩下的人就会被分配到一些其他省份甚至偏远省市的歌舞团去。

就在毕业考试前一个月，萧老师来找我说：“存信，有的老师说，我不该让你在毕业考试中跳那么多独舞。一般学生都跳一到两个，只有一个人跳三个。我想了想，觉得安排你一下子跳六个的确太多了。我不希望你最后­精­疲力竭，效果却适得其反。”

“我还是想六个都跳！”

“你确定么？一旦我把申请单交给张旭老师，就很难改了。”

“行，我一定能行。”我很自信。

他想了一想，说：“好吧。可是你要记住，得掌握巧劲和关键，试着让每个动作做得轻盈自如，这才是真正的舞蹈。”

准备六段独舞作为毕业考试难度的确很大，但我一直记着萧老师的话，深入每一步，分析每个细节，试着去品尝芒果的果­肉­。每一段独舞都要求用不同的技术和艺术手法去展现，我很努力地练习六段独舞中的两段样板戏独舞，其中之一是江青的样板戏之一《白毛女》中的一段独舞。跳的时候要步履轻快，手中握着个想象中的手榴弹，一边还得躲闪敌人­射­来的子弹。但我真正喜爱的是最后那四个西方经典独舞。在整个练习过程中，我遇上了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动作要求我在一眨眼的时间内，在空中转两圈，起跳要足够高，两圈转完必须以单膝跪地的姿势落地。我的右膝盖因为不断练习直接落地，擦伤淌血成了常事。有时候我甚至要从膝盖中拔出木刺来。为了做好《吉赛尔》片断中的双打击（芭蕾舞中的一种高难度动作——译注），我反复练习到膝盖骨膜发炎，两个小腿都肿起来，每次起跳和落地都疼痛难忍。虽然巴里什尼科夫、努里耶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形象不断激励着我，但不管我试过多少次、采用多少种办法，我还是怎么都做不好这个动作。

要苦练，更得巧练，你一定要尝到那鲜美的芒果果­肉­的滋味！我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就在正式考试的前几天，当我尝试改变了腾空时的重心分配时，我取得了重大突破——我的身体能充分向后弯曲，尽力展开其柔韧­性­！这个双打击动作终于练成功了！我心里的高兴劲就甭提了！

考试中，我顺利完成了全部六段独舞，并且充分享受每一段带来的快感。七年时间，我终于练到能一口气连续八个原地旋转，偶尔还能连转十个！

现在，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代舞蹈人之一，我即将毕业了！

毕业演出，学院选定芭蕾舞的著名剧目《天鹅湖》，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首次重排该剧目。困难很多，所有西方芭蕾舞剧的记录，包括《天鹅湖》，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销毁了。编导人员回想出《天鹅湖》中的一段已经很难了，要回想出全剧，并一段一段地拼接成完整的全剧《天鹅湖》，可谓难上加难。老师们只好去回想很多年前的演出记忆，然后想办法把回忆的片断合成。不可思议的是，最后，一场完整的《天鹅湖》全剧竟然整合起来了！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我被选为希格弗莱德（Siegfried）王子这一角­色­的三组人选。那些天，我对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废寝忘食地投入排练。我努力去克服缺点和不足之处，向着我的目标挺进。功夫不负有心人，负责排练的老师在最后拍板决定谁上开幕式时，选择我来首演“王子”。

正式彩排希格弗莱德王子这一角­色­的时候，我问吕丰田对我饰演的这个王子感觉怎么样？他说，舞蹈技巧很好，但我看上去不够西方化，像是个农村来的“土”王子的感觉。我知道他说得是事实。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演这个王子的角­色­。问题不在我的舞技，而是出在我对欧洲皇族根本没一点概念。就连我的一些老师也不知道王子该是个什么样儿。当时在我们的脑海里，只知道自己的同志，只知道政治信仰，王子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绝对是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直接冲突的。

无可奈何，我去看了几部苏联老电影参考，一边看，一边研究王子是怎么走路的，他举手投足的姿态，他看别人时的神态。我甚至在化妆师帮助下把自己的一头直发烫成了波浪，看起来似乎像个外国王子了，我自己也感觉有点王子模样了。其实外表虽然是像了，但中国的文化一贯主张感情内敛，何况我还是一个中国农民家的孩子，如何能懂得一位西方王子的高傲、热忱和爱情？

北京展览馆的那场《天鹅湖》首演，由我出任主演。演出还算成功，但我自己不甚满意，我为自己摆脱不了那“农民王子”的形象而烦恼。我的目标是，像那些西方舞蹈演员演的王子一样出­色­。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必须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我意识到，只有丰富的经历和日积月累的成熟才能使我真正成为那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就在那次演出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文化部通知我们，美国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一位才华横溢的芭蕾舞编导将来我们学院教两堂课。

这是1949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代表团第一次踏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这位著名的美国编导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的名字叫本·斯蒂文森（Ben 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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