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警官听了我的解释后仍然坚持，“你没有你的公历生日，我们就不能给你发护照。”

但那个日子是我唯一知道的生日。我相信连我父母也不可能知道我的公历生日。大多数乡下小孩在家里分娩，当地人只会用农历来记录。直到很晚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公历生日应该是1961年1月26日。

张卫强知道他的公历生日，他的申请十分顺利。

我急得几乎要哭了。我必须准时拿到我的护照和签证，才能赶上休斯顿的暑期班。我恳求这位警官，“请帮我一下，谁会在意我真正的生日？我没有时间去查找。家在乡下，我会错失这次为祖国尽责的机会！我们能不能把出生日期往后推一个月，大致上接近准确的日子？”

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吧。”他终于答应了，把我的出生日写成1961年1月10日。我松了一口气。

签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领事馆批准，我们感到无法抑制的兴奋。但是当兴奋感消失后，我们就惊慌起来：天哪，我和张卫强都不会英语，我们怎么能去理解美国人呢？

一个英语教师零星地教了我们几堂课程，先教英文字母，最后也只是像“是，不是，早上好，你好，再见”这样简单的语句。我用中文字来帮助我记住英文发音，就像我以前学法国芭蕾舞术语一样，但是它们听起来很可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美国人明白我的话。

我们也必需去文化部接受官员的出国前教育。教育局局长王子成先生短暂地接见了我们，他说起话来柔和而有说服力：“在那里，你们要努力工作，让美国人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努力的。不要忘记，你们是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出去的。珍惜这次机会。把知识带回来。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锤炼你们的共产主义意志。”他离开前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换上王子成的女助手继续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礼貌，如果你们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什么，就微笑着说‘YES’，决不说‘NO’。因为‘NO’是一个贬义词，美国人肯定会生气的。”她也告诉我们不要让西方人的肮脏东西影响我们纯洁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俩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去西方的艺术留学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着祖国和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形象。

然后她带我们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架子上有一些西装和领带，她说这主要是为去国外的政府代表团提供的衣服，我们每人可以借一套。我和张卫强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我们试穿了几件，但是对于我们削瘦的身体来讲都太大了。最后我们挑了最小的两套，但是肩膀依然垂塌下来，还必须把袖子口往上翻折。同时，我们也借了两条领带和两个手提箱。

我和张卫强意外地看到出国的消息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中国的新闻事件，我们竟然是1949年以来中美之间官派的第一批艺术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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