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舞蹈学院，见到萧老师、张旭、“土匪”和我的朋友们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我在舞蹈上的新发现：葛什温的双人舞，玛莎·葛拉汉姆（MathaGraham）的技巧，健身课……我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情。但我也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我内心是多么地喜欢美国，尤其不能提及我体会到的自由感觉，我不能冒这个险。其实我内心是多么想告诉大家，但这会令文化部领导拒绝我再次去美国，就像一句中国老话说的那样：“没有不透风的墙。”

美国的感受经常浮上我的心头。当时的中国，毛主席有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政府规定我们做什么，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拿多少工资，可以住哪里以及生几个孩子等等。我对信奉的共产主义信念中迷惑了……但关于美国的回忆仍那么鲜明。如果我可以拥有那样的自由，我将会怎样？我的芭蕾生涯将会怎样？

最后，我终于说服自己相信：如果我在美国呆得时间再长一点，我就毫无疑问地会看到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的丑陋，就不会再喜欢美国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惊讶自己仅在那里呆了六周时间，就变得如此犹豫不决。十八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为何如此轻易地被短短六周的资本主义体验所影响？没有毛泽东思想我就会迷失方向，他曾是我的太阳。我开始有些迷惘：我是否仍然会为毛主席去死呢？

我同时也开始质疑我们芭蕾舞上的某些训练方法，对学院教学观念中的恪守死板教条感到不满甚至沮丧。我开始再次感到自己像个笼中之鸟，盼望着两个月赶快过去，这样我就可以再次去美国继续我的深造。

一回到中国，我和张卫强就必须向学院的宋院长报告，文化部也要求我们写一篇关于美国之行的书面报告。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写报告吧？”我问张卫强。

“你一个人写就行了！”张卫强回答我说，“我相信你。”

我和张卫强都明白，要避开文化部领导们的猜疑，我们的报告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做些隐瞒。

“写你认为有必要写的东西，我能明白。”张卫强补充说。

我很高兴张卫强信任我，但我发现要写些美国的坏话还真的挺难。首先我描述了在休斯顿舞蹈学院的程序和在本·斯蒂文森芭蕾舞课上的新体验，强调了我和张卫强为中国树立的良好形象。然后我编了一些有关“腐败的资本主义的疾病”的话。我用相当多的篇幅尽力描述美国不健全的方面：我形容那个台湾来的餐馆老板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之一，她香水浓郁，涂脂抹粉和笑容虚伪；我还描述了休斯顿的一个黑人居住区破旧的房屋和开裂的屋顶，说那地方到处是苍蝇蚊子，人们在外面脏地上铺一个垫子睡觉，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住在有空调的豪华房子中。我用这些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主席的理论进行了对比。

“写得好！存信，谢谢你。”张卫强读完我写的报告后热切地说。

但我并不高兴，觉得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