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听到萧老师和土匪的声音，“醒醒，存信，你醒一醒。”

我强迫自己挣开眼睛，看到了他们慈爱关切的表情。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我开始抽泣，“你们不要管我，让我继续做我的梦吧。”

“存信，你听我说，”萧老师说道，“把这桩事情当成扑克牌游戏，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就此弃牌，不再继续参与；或者你可以继续玩下去，看结果会是如何。你的事业还有漫长的道路在前面，会有成功也会有挫折。但如果你现在就放弃的话，你将永远尝不到芒果的味道。”

我看了看萧老师，又看看土匪，忍不住抽泣出声，失望、愤怒、受了伤害的心和破碎了的信念在我心头统统搅和成了一团。

第二天，在宋院长的办公室里，我给本·斯蒂文森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不能来了，我们政府的一位领导说不行。”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在痛苦地滴着血。

本问了我些问题，我都不太明白，只我听懂了他说的几个词，如：“为什么”“失望”和“难过”等，于是不断请他重复。最后他在电话那头用绝望的声音大声说道：“你！晚一点儿！来！”

“不！首长说了，不行！”我最后说。

和本通过电话后，我立刻给我们村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帮助找到家里人。

“五哥，我马上要回家了。”

“你不是要去美国吗？”五哥在电话里惊讶地问道。

“不去了了。”我说。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没事。等我回去再和你们说吧。告诉爹娘不要特别花钱给我准备吃的。”我说。

“你怎么了？做错了什么事？”

“没事。文化部长认为我还太年轻，不能一个人去那里。我买了火车票后会再给你们打电话的。”说完后我飞快地挂断了电话，我不想让五哥听到我的呜咽声。

接下去的两天，我的情绪波动极大。我甚至都等不及太阳落山，这样我就可以紧紧抓住娘缝制的被子，倾泻我的眼泪了。

过了两天，我买到了火车票，准备回家度三个星期的假。但就在那天下午，我无意间翻看《人民日报》的时候，一条标题吸引了我：

文化部部长将率领一个艺术代表团访问南美洲五星期。

天哪！我将报纸按在胸前，仿佛捡到了宝贝一样，然后我立刻跑向萧老师的办公室。

“萧老师，萧老师，看这条新闻！”

“我看了，部长要去南美五个星期。这有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