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使我在上飞机前一秒钟仍在担心：文化部也许会突然改变决定，让我下飞机，永远留在北京。

永远不会被允许离开的念头是可怕的，我多么想再享受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表达，这种想法在当年的中国是不允许的。我也多么想征服芭蕾界，现在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尽心地去跳舞——为我自己，为父母、为老师、朋友，而不是仅仅为了社会主义而跳。

来机场接我的是珍妮·帕克（JanieParker），她是休斯顿芭蕾舞团主要演员之一。珍妮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暑期训练班即将结束时，她活泼的­性­格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看到她很兴奋，珍妮开着车带我回到本·斯蒂文森的住处。正逢美丽的秋天，我回想起北京的污染空气，于是就打开汽车窗户，让新鲜的休斯顿空气吹拂我的脸。我长长的卷发在风中飘舞，一刹那间，我感觉这一切很不真实，我本来是不能回到这里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精­神振作起来。

这次我计划在美国停留十二个月。第二次到美国，我的感觉不太一样了。由于文化部事件，过去几个月我对西方的思考，对我冲击很大，我深深地明白，自己以前的信仰，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宣传，个人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从来不被认为是重要的，我只是亿万人中的一个政治木偶。心灵深处，我感到自己被骗了。回到休斯顿芭蕾舞学院的第一个月不很顺利，不过我也见识了不少新的东西。本继续让我住在他那里，我还是继续着英文学习和芭蕾舞训练。我口袋中总装着新词汇的小纸条，到哪里都带着，但白天要上课及排练，晚上和本出去参加许多社交活动外，所以只有在泡澡时和上卫生间时是唯一可以不受­干­扰背诵英文的机会。我还继续挤时间记我的日记，刚刚开始是用中文，随着英文词汇量的增加，我的日记变成百分之五十是中文，百分之三十是英文，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法文的专业术语。

刚到休斯顿不久，我就开始排练本改编的《胡桃夹子》。他的版本和我在中国看到的巴诺西尼考夫的录像版本很不一样，我很喜欢本的版本，觉得他的版本更自由。他分派给我两个独舞的角­色­，舞蹈­性­强，表演上很少，这是我在西方跳的第一个芭蕾舞剧。

在《胡桃夹子》排练过程中，我第一次注意到劳瑞·兰琳纳丝（LoriLanglinais），她二十出头，才华出众，也很漂亮、活泼。她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常使我想起我娘的笑声。虽然一开始有语言障碍，但我们很快就结成好朋友，她将我当成小弟弟，我将她视为大姐姐，我们互相叫外号“大演员”。

前几周之内，我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一个是住在本家的英国男学生叫凯斯·勒里特和另一个主要女演员苏珊·朗蕾。圣诞节临近时，本的朋友普莱斯顿·弗雷泽送我一本关于圣诞节的儿童书。我一边查着词典，一边看着图画，基本弄明白了故事：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叫圣塔·克劳斯，在圣诞日的前夜，他坐着雪橇，被九头飞鹿带着到世界各地送圣诞礼物。那几只鹿都有奇怪的名字，我只记得有一只叫鲁道夫，因为它和我熟悉的苏联训练出来的芭蕾舞明星努里耶夫同名。更奇怪的是圣诞老头从烟囱道里出来，把礼物装在孩子们的袜子里！听起来像资本主义版本的雷锋，我想这一定是西方式的宣传手段。最最不可理解的是耶稣是由一个Chu女生的，太奇怪了！

圣诞节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们都发了疯一样地买东西。圣诞节前三天，本带我去一个有名的百货商场叫格拉锐亚，我用自己的仅有的小钱给几个美国朋友买了礼物。那地方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疯狂地买礼物，所有人都手提购物袋，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到处都是圣诞树、铃儿、彩带、花环等，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不可思议，哪来那么多钱？在仅仅几个小时内，本花了将近五千美元，这是我爹一辈子当装卸工的全部工资啊！父亲六十五年的工资，够我家花上五十年的钱，本几小时就花了出去！我惊呆了，回想起家里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心在痛：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本在家里举办的圣诞晚会很隆重，来了四十多个朋友、演员和学生，他给每个人至少送了一件礼物。我甚至还从圣诞老人那儿收到礼物，装在我的圣诞袜子中，挂在本的起居室镜子下。我还想本的房子没有炉子和烟道，那圣诞老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私下里，我心想要是能够将那天的礼物换成钱，给家里寄去多好。那钱要超过父亲多年的血汗钱！

本的晚宴的食品也很丰富，整只的大火­鸡­，大盘的火腿­肉­，一盘盘的烤土豆、蛋糕、布丁等。我拒绝去猜想他花了多少钱，因为猜想这一切太痛苦了，我一次次默告自己，尽情享受就是了，但我做不到，我忍不住去回想家里人的艰苦日子，又仿佛看见他们正在吃着乏味的薯­干­。

美国人的许多东西都使我非常吃惊。有一天本的朋友理查德开车带我们回家，他穿了一套西装，上衣胳膊肘打着一块补丁，但他却开了一辆奔驰车。我告诉他在中国只有穷人才穿补丁衣服，他大笑起来，他问我最想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最希望开车。他马上将车开到路边，停下说：“来吧，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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