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另一位副总领事，他个子比张副总领事高一些，年龄也略大一些，­操­南方口音。他对我十分客气，问我想喝什么，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一开口就直接说服我回中国，一一道出回国对家庭的好处，“想想你爸爸妈妈和兄弟们，他们是多么为你骄傲！你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你不希望连累他们，是吧？”

这是我最大的顾虑。如果由于我的事连累了家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有什么种理由去牵连我的家庭呢？我的教育是政府负责的，不是我的双亲——两个农民。

“我十一岁就离家，我的决定和他们没任何关系，他们做的事和我也没关系。”我说。

“你是国家的财富，”副总领事又说，“我们给了你一切，我们有权用任何方式处治你，但我们不想失去一个舞蹈明星。你就老实地听我们的话吧，这是为你自己好。党组织知道什么对你好，你要相信党。你难道忘记了党对你做出的一切吗？你难道忘记了在共青年团旗帜下宣誓过的话吗？”

我一下子记起多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关于西方的不实之词，记起部长大人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愿给我，记起当时缺乏的自由，绝望贫困的生活却被宣传成繁荣富强……

“我不想谈论党组织。”我说。

“但你不要认为党会听你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党的话！谁帮助你结婚的？是不是本·斯蒂文森？”他突然大声问我。

“不是，我们相爱，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告诉我实话！”他提高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你不要低估政府的能力，是不是本·斯蒂文森？是不是某个美国政府人员？是不是台湾政府？”

如果在其他场合，我一定会笑起来，因为他所说的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如果有人帮助我，或是美国和台湾用政治预谋来帮我的话，我还会同意到领事馆这个地方来见面吗？他们会赞成我今晚来吗？”我问他。

“你没有权力来问我！是我在问你呢！谁帮你了？”

“没人帮我。你没听我说吗？没人帮助我。我不会再回答你任何问题了！”我生气地说。

但是和这位副总领事的谈话又继续了半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中，我很少开口。之后，另外一位领事馆官员替换了这位副总领事，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审问。如车轮大战一样，每隔半小时，就换一个人来审问，但毫无进展。奇怪的是，我害怕和绝望的心情反倒渐渐变得平静：生命都将失去，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

有几次，在官员审问时，我偶然触摸到了胳膊上的伤疤，也就是我婴儿时烫伤的那块伤疤。这块伤疤曾引发我爹娘极度的焦虑，现在，它却成了母爱的象征，才一触摸，我就感觉到娘的爱，它给了我勇气，提醒我想起以前，我来自哪里，以及我将来应该朝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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