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写作，在谈话中也要鼓励简单直接的语言，避免商业流行术语。

除此之外，你还必须鼓励人们更好地聆听。不堪现代社会大量信息的重负，人们的聆听技巧下降了。研究表明，对于几天前听到的内容，人们只能回忆起20%。

《华尔街日报》在1997年7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成了一个光说不听的国家。人们仅仅是在等待说话的机会。

如果这些还不够糟，文中称，生理本身也不利于专注聆听。大多数人说话的速度是每分钟120～150词，但是人类的大脑每分钟能轻松处理500个词，这为心理上的焦躁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如果说话的人的语言稍显复杂或令人困惑，那要真正听下去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复杂、没有重点的会议或报告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人们完全心不在焉所以人们彼此之间交流的东西很少。

多年前，我和一个同事参加了一个两小时的会议，在会上一个设计公司提出了耗资几百万美元的标志设计建议。和往常一样，报告人用了“形态”和“范例”之类的词，并提出含糊不清的“­色­彩偏好”概念。这个会议晦涩难懂，充满复杂概念。鉴于我的职位较低，我向我的同事承认我搞不懂报告人说了什么，并要求他给我总结。他突然笑了，看上去如释重负。然后他承认他也完全听不懂报告人说了什么，但是他害怕承认，因为那样显得他愚蠢。

那个公司浪费了上百万美元换掉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志，只因为会上没人有勇气要求报告人用简单且容易理解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建议。如果有人那么做了，报告人和他们设计的标志就会被赶出会议室。

这则故事的寓意在于，应该质疑那些让人困惑的词语或概念。如果你提出质疑，很多昂贵的错误都可以避免。告诉报告人把他们的复杂术语翻译成简单的语言。不要害怕说“我不明白”。对学术上的傲慢自大绝不能姑息。

不要怀疑第一感觉。第一感觉往往最准确。

不要抵制看上去很傻的感觉。在某些方面，听上去最幼稚的问题可以变成最深奥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关于简单语言的观点。

“过去40年中，最严重的不良趋势之一是，人们觉得如果你可以被人们理解，那你就是庸俗的。在我年幼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任何学科的领袖都会尽力让自己的理论容易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爱因斯坦花了多年时间和三位不同的合作者工作，以便让他的理论相对容易地被其他人理解。甚至凯恩斯也非常努力地让他的经济学理论被他人理解。

但是就在另一天，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学者义正辞严地否定了一位年轻同事的工作，因为超过五个人能理解他在­干­什么。真的。

我们承受不起这种傲慢。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过去的人常常设法隐藏知识的原因。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力量来源于传递信息从而把它转化为生产力，而非隐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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