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绵绵

我的"情人"是一支笔。我和它是那种没有姻缘的苦恋。

从小钟情于笔，多半是由作文课勾起的。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就染上了贪写的毛病，每逢上作文，便无端兴奋，老师出一个题目，恨不得编出两、三段故事来写，若是被老师当作了范文，更是暗自欣喜，巴巴地盼着下一次课有更好的表现，以为自己将来要当作家了。

读到五年级，对作文之外的文体发生兴趣，不知天高地厚，编起"剧本"，被老师无意中看到，找了几个同学排演起来，在学校的联欢会上出过一回风头。后来又迷上诗词，囫囵吞枣地背了些诗句在肚里，便有些跃跃欲试，差点弄出一部"诗集"来。一次，父亲的一位擅丹青的朋友来访，见了我的作文本和图画簿已是赞叹，更为惊奇我竟会作"诗"，便怂恿父亲:"把孩子的作品寄去发表吧!"父亲却不以为然，说:"区区小儿游戏，何必当真?"那位老伯到底不肯，当下提笔添墨，非要"和它一首"。只记得头两句:"二六幼童，似旭日东升。

转眼到了文革，眼看正经满腹经纶的作家都折了笔，我也只好断了当文学家的念头。记得有一次，母亲说单位让写"批判稿"，当医生的母亲除专业文字外，从不舞文弄墨，见她铺一张白纸对着桌子呆坐，我便自荐代笔。久不写作，不觉做得投入。咬文嚼字、堆砌辞藻，几乎用了所有学过的修辞法，尽管内容空洞乏味，文字却写得酣畅激扬。哪知我的悉心创作差点给母亲闯下祸事，据说那些不通文墨的造反派认为"含沙­射­影"、"别有用心"。母亲有口难辩，我嫌他们"不读书不看报"，要去理论，被母亲再三劝住。后来才知道，父亲蒙难，也多是祸起笔下。此事使我耿耿于怀，又是许久不再动笔。

两年后到陕北Сhā队，终于还是旧情难忘，死灰复燃，并且莫名其妙痴上了书信。可惜尚无一位白马王子可供两地书传情，于是频频给亲朋好友投书致函，鸿篇巨制、连篇累牍，四处出击、广种薄收。其实，我对有无回信并不介意，兴致只在写上。在那些信里，我兴致勃勃地描述陕北风情、方言民歌和我们居住的环境与劳动生活。那几年，我在煤油灯下勤奋写就的书信、日记不下十万言，可惜后来几乎全部失落。

本以为我这辈子会以笔为生。然而，文学家没有当成，却是­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医院工作，枉穿了一件白衣。一想到无缘攀上文学姻缘，好不惆怅，只有把笔当作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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