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诗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延安的向往与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岁离开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别就是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搭上落实政策的末班车,回到北京时,已经年届不惑。
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结果转户口、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两只手,哪有故地重游的闲暇?
动身那天细雨霏霏,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异乡结交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看不出他们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抛弃了我。
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端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大龄青年"--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四十五周岁以下;其次,观念和习惯已和当代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如在某站下车,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变化,打个车师傅也要问:"您是北京人吗?"
终于被某单位当时的老板招至麾下。在听完我表白自己能够成为优秀员工的种种理由之后,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在外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幸运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其实老板不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说,像游戏一样毫无负担并且快乐。感谢知青身份,使我们永远年轻有朝气,哪怕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人过中年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延安。回北京后,没少联络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商量着回村看看,却各自忙碌,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差事。我因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撰稿和宣传策划,陪几家媒体的记者访问延安。其实那种匆匆地来去,根本不是我所渴望的回首寻根。架不住导演和制片人撺掇,只好受命,顺道回访阔别三十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大巴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7"。和体形硕大、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7"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长的机舱只有四十八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占了近半,央视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足有二十多人。
"运7"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三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不但看见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泥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儿,空姐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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