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的前进方向是朝北，汽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的生产队还在五华里外，接着再向北。交通工具换成驴车，车上只能放下行李，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上千岁了。当时村里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们后来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那年冬天，十六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经过四天跋涉，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从此开始了令我们永生难忘的Сhā队生活。

我至今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的乘车证--一张背面写着我的名字的淡蓝­色­纸片，乘车证上印有出发日期，朱红­色­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安置就业办公室"--字数铺张的印章清晰可辨，我的座位是"第9车厢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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