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糊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闻言竟板起脸孔道：“人家‘帮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语。若属同门同道，自然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无不尽力帮衬。若有异心异志，便没有什么勉强共济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个主意罢。”

家父一听这话便纵声笑了起来，道：“岂有此理？说什么点头摇头？根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叫人如何然、如何否？再一说：即便张某人点了头，拿了什么船票，这船票又是往何处去的？难道连问也不许问一声么？呿！”言罢一拂衫袖，扭头便走；心想若是能追及先前来时所搭乘的那辆人力车，说不定还能赶上杏阁饭庄的宴席。未料偏在此际，一旁酒楼门首晃出来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堪当得起虎背熊腰的形状，年约二十出头，一顶烁光油亮的脑袋更平添几许英雄­精­神。这人笑盈盈朝家父拱拱手，道：“久闻启京先生为人不羁、处世潇洒，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其实今日之会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尴尬，只不过要解释起来，就嫌多余。总之眼下时局紧张，兄弟手上正好有几张船票，又听说青岛地面上有些像先生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为了替国府积蓄些元气，也为了替贵帮保留些人才，在下才冒昧请施兄、康兄代为邀请，不知启京先生是否有意随国府一道南行，徐图大事？是以才有这没头没尾的一问——启京先生如果点了头，船票立时奉上，今夜当须起程。此去千里，自然非同小可。只是事急且密，施兄、康兄也有不得已而难言的苦衷，还请启京先生见谅。”

以家父在帮的阅历，一听便听出来，对方正是那位重要的“帮朋”。所谓“帮朋”，乃是极受庵清光棍们礼敬的一种客卿。这种人通常不在帮籍，可是却拥有崇高的地位，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说来，若非与帮中“老爷子”有十分深厚的私交，就是对本帮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才得跻身“帮朋”之列。这光头青年一番话说下来，似乎什么内情都没吐露，但是辞气慷慨、情意恳切，非但礼貌庄严，也显然蕴蓄着几分撼人肺腑的悃悃诚心。家父听罢点了点头，道：“可否见告，船是往哪里去的？”

“这个嘛——”那光头青年睨了睨身后那幢酒楼，道，“恕在下不方便说。非徒启京先生，即便是现下已经领了船票入座的几位也都是云山雾罩、不知究竟呢！”

“张某人身在庵清，原本不该有什么顾忌，天涯海角，也没有不可以去的所在。只不过——”家父一沉吟，道，“贱内如今在西镇南村路的杏阁饭庄，我若是就这么上船走人，委实欠缺一个交代。”

“这倒不难。施兄、康兄俱是‘老爷子’身边的行脚能人，”光头青年立刻接道，“烦他二位跑一趟，将夫人接了来，不过顷刻辰光，也就交差完事了。只恐夫人未肯轻信施兄、康兄确为先生遣使，是不是还请先生托付一个什么样的信物？他二人持物而往，也好有个凭据。”家父想了想，见那“哼哈二才”在一旁又蹙眉、又咂嘴，神情十分不耐，只好随手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脱下，交付二人，自便随那光头青年进了酒楼。

一顿食不知味的饭吃下来，洋钟已过九时有余。一桌人相互簇拥着离席出门，只见右首圣爱弥儿教堂前广场上炬灯闪炽，及至近前才发觉：竟然是一排四辆黑漆轿车鱼贯驶来。家父原本是个雾眼茫茫的大近视，夜暗之下更看不清咫尺之外的动静，但听那光头青年在他耳边吩咐道：“启京先生但请放心，有施兄、康兄保驾，夫人一定赶得及上船，绝对万无一失的。咱们先上车往码头去罢。”

倘若家父早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他是断断乎不会登上那其中任何一辆轿车的。我Сhā嘴问他，是不是因为没等着家母的缘故，老人居然摇了摇头，道：“没有了眼镜，我现成是个睁眼瞎子，能上哪儿去？”

结果眼镜紧紧抓在家母手上，她和“哼哈二才”早一步已经到了码头。一见着家父的面，她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抖颤着说：“要上哪儿去怎么不早说下？我当你是叫人给架走了呢！”

家父不慌不忙戴上眼镜，四下打量了一阵，见岸边泊着艘军舰，港里船上一片灯火通明，把方圆数百丈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到这一刻，身边除了“哼哈二才”，便只同桌吃饭的十余人勉强不算面生，然而大伙毕竟互不熟识，且看起来人人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个个儿面­色­黯然、神气萧索，怎一个张皇了得？再放胆往一旁睇顾，但见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兵士们扛着糗粮、枪械乃至囊橐、箱笼和些装盛着不知是弹药抑或其他物事的桶具，无不龇牙咧嘴，仿佛那一身劲气早已用尽，却还在绞紧榨­干­地拼命，随时都要脱力倒毙的模样儿。

再过不一会儿，码头边上两排仓库大楼的巨型木门也掣开了，一辆接一辆装满辎重的军用大卡车亮着圆通通的两盏头灯驶了过来，同时早有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两标劲装警卫便紧挨着外侧门框、推挡起丈许高的缠丝铁蒺藜拒马。拒马不曾架上，那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还只比手划脚、骑山看斗；一旦架上了，人们反而猛地慌急起来。有人不顾铁蒺藜刺钩横出，拼命往上攀爬，似乎是想要翻越到码头这边来。无奈才离地两三尺，身上已然是刮皮剜­肉­、鲜血喷涌。饶是如此，偏有那不知是胆大还是气倔的青年，居然逞足蛮­性­，自老远处飞奔近前，想要一跃过顶，然而十之八九都活活挂在拒马缠丝之间，既不能上、亦不得下，任由后来想要借蔽其身躯攀爬的人抠扑践踏。倒是偶有一人勉强纵身跃上拒马顶端，双腿还未及站定，早被码头这边的警卫持长竿挥打戳刺，登时翻摔落地，自也不免头破浆出。

这厢争执越演越烈，那厢又出了事端——原来有一辆大卡车或许是负载过重之故，又或许是机械发生了故障，才靠近船舷，尚不及驶入吊车板，就失去了动力，无论如何进退不得。这一辆的后面少说还排着七八辆大卡车，如此堵塞，非但它自己上不了船，连其他各车也只能在原地空转着引擎，连一分一寸也推移不动。这倒让拒马之外的百姓们闹嚷得更凶了；有怒骂的、有嗤笑的，到头来还有欢欣鼓掌的。随即有一头戴软帽的将级军官下了舷梯，问明情由，低头沉吟片刻，遂向身边传令嘱咐了几句。那传令随即扯开嗓子冲旁侧兵士队伍以及家父这一伙人喊道：“司令官有令！码头区不得有游手闲人，各位同志一齐动手，帮忙卸货，加紧动作！”

照那司令官的意思仿佛是要先将故障的卡车上的物资以人力卸下，再由众人协力助手，把那空车推上吊车板，俾能吊上舰去。这是无可奈何之计，虽说延宕时间，却连货带车都保全了。

未料传令才下达了命令，那司令官尚未及转身离开，家父这一伙人群之中竟蹿出一条身影去——正是那光头青年。这人二话不说，三五个箭步奔至卡车车尾，反手捉住一块不知是钩是环的物事，便将整辆卡车给提拎了个双轮离地。这且不说，光头青年像是早就觑准了行进路线——但见他左腿朝前跨出个长弓步、右腿带右臂猛里拉了个弧圆，那卡车端地让他给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说时迟、那时快，光头青年顺势缩紧身形，向前再一挣，人在空中骤尔挪出丈许远，身后的大卡车不偏不倚滑进吊车板正当央。

这一切只是弹指间事，却着实叫在场的数百千人看得个，张口结舌。拉过了那辆故障车之后，光头青年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朝司令官拱手抱拳、施了一礼。那司令官睨了他一眼，既不回礼、也不作声，扭身扶着舷梯缆绳、径自登舰去了。

就在这一刻，方圆近里之内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了。倒是拒马外的铁蒺藜上，有一人呜呜咽咽地嘶声喊道：“尊驾既然有恁好身手，怎么不留下来打共产党？却同他们一道逃命去了！”

光头青年闻言点点头，反身朝那人走去，走到近前——距离家父不过三五尺之遥，便隔着拒马道：“阁下安知我们这艘船是逃命船而非战船呢？”

“那些个卡车上载的都是黄金珠宝，当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家父原先在青岛总监部第四兵站任科长，专管大军粮秣，先前见卡车一辆辆驶过身旁，本能地留意观察一阵，看那车身篷盖遮蔽得十分严密，可深吸气勉力嗅闻，自然闻得出刺鼻的黄油味儿——不消说，车上载的俱是些大型机具，看来不是火炮便是重机枪。以此言之，拒马外这些上不了船的老百姓分明是误会或诬枉，才造出了黄金珠宝这般谣言来的。家父转念一想：也难怪老百姓要造谣滋事；倘若这一趟出航，果真有什么作战任务，则何以非徒总监部没有一声知会，却是由“哼哈二才”和那光头青年居间通报？此其一。再者，真要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容得家父把家母专程接到，且眼看即将随行登船？此其二。另外，就是码头上那一座可以力举万钧的吊车板了。但见它的上方是四条铰链，各有茶盅口粗细，分别扣出卡车底盘四角，吊板随即由一支屋柱般粗的钢骨撑竿向上曳引，不过几眨眼的工夫，一辆大卡车便给提拎起十几丈高，隔空兜转，犹似老鹰搏兔一样轻易地搁置在军舰的甲板之上。至于­操­控那撑竿和吊车板的，不过是码头上的三名士兵——其中一人双手推移着五六根铁条拉柄、另二人则奋力摇转两个径如汽车轮胎的圆形转盘，其间数十百个大小齿轮，轮轮相衔，不时发出磨合擦撞之声。这座神力无匹的机具，家父却是生平仅见，看它一无髹漆、二无批号，似乎并非军中所用的装备，却怎么在此­干­着运输军用辎重的活计呢？此其三。有此三疑，则又未必能说这不是一趟作战任务，因为码头上除了老漕帮相邀的这一桌十来口子没头没绪的宾客之外，几乎全数是头戴钢盔、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卫。

经那浑身鲜血淋漓的老百姓出言激问，家父不由自主地扭头瞥一眼“哼哈二才”，那施品才似是会了意，近前两步，道：“此行极密，恐怕只有启碇离岸之后才能同您老详说究竟。这些闲杂人等的骛言乱语，就不必理会了。”

这艘军舰在子夜过后启了碇，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家父和家母给安置在甲板上两辆大卡车之间一个约有两席大的铺位上，前后有白帆布垂覆，上方还张挂了油布篷顶；“哼哈二才”更送来被褥、锅碗和一个暖水瓶，道声：“委屈二位了。少时司令官同舰长还要召见，您老先养养神罢。”

家父和家母当时并不知道：此后整整四十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片幅员广袤的亚洲大陆之上，且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再踏上青岛这个美丽的港市。正因为对未来倏忽掩至的巨大变化懵然无所知、无所觉，家母并不以为此行有多么仓促，只道：“兵站安排这一趟出差怎么连我也差上了？”一面说着，一面还喜孜孜地笑起来。倒是家父紧锁双眉，在肚子里嘀咕着：就怕不是出差。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

“可不？你这是头一遭上军舰罢？”

新鲜劲儿没能持续太久，倒是司令官和舰长的召见一延再延。家母曾经极其简略地告诉过我：前几天的航行比蜗牛上树还慢，人坐在三面布篷、两边车板、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间里，简直觉不出船身有一尺一寸的移动。原想若是家父能见着司令官或舰长，起码能打听出个去向和行程，不料帆布透着天光、又暗下来，暗了几个时辰、又透了天光。如此过了不知几个昼夜，除了上排水口去出恭撒尿，以及有勤务兵定时给送点饭食、热水，人就像是给囚在个地牢里没两样儿。偶尔撩起前后帆布的一角，所能看见的不外是另外两辆卡车的排气管和车头灯。只有一回变了个花样儿：送饭的勤务兵掀开后篷布，照例为了将就地形、单膝落地捧来一顶竹笼。开盖儿一看，里头是两个用大白米饭揉成的三角形饭团，还冒着袅袅的热蒸汽。勤务兵赧赧地说道：“报告夫人，今儿过五月节，船上没有当令的供应，包了几个菜饭团，算是粽子了。您二位慢用。”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泪水落了下来，回头跟仰脸缩身躺在前侧的家父说：“咱们这是逃难了不是？”

端午节当天夜里，那久候不至的“召见”终于到了。家父随着一名穿海军制服的传令在迷宫也似的船舱里绕了不知多少圈，来到官厅，门开处，里头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舰长当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还有两个同司令官一样穿陆军制服的校官，两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几叠有如名册、表格之类的文卷，桌子的另一侧则站着那光头青年和“哼哈二才”。官厅狭仄、人气熏腾，照说要比甲板上暖和，可家父一进门却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当真是满室冰霜、一阵肃杀。

“张科长来了。”司令官转脸冲舰长道，“张科长是第四兵站的文职军官，和之前那些个光棍、空子之类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让张科长坐着说话？”

舰长的军阶其实还低些，不过在船当家，另有一番威严的客套，随即答道：“但凭司令官安排。”

没等家父一ρi股坐稳，司令官冲口迸了一句：“张科长！四兵站那边说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报告司令官：是有半个月的假。”

“什么时候销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来了。

“是昨天、还是前天哪？”司令官有个挤眉弄眼的习惯，说话声音一大，挤弄得就更厉害，有如《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般。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要家父答复的意思，接着喝道：“大军正在和匪全线作战，张科长修（休）的哪一门子的瓜架（假）啊？”

“报告司令官：是上级交代个人把总监部各兵站历年收支账目作个汇报，不只是本第四兵站的业务；为了要出入其他兵站盘点物资，不只在原单位执行勤务——”

“你今天执行了什么勤务啦？”司令官猛里一拍桌子，“老子判你一个阵前脱逃，把你扔下船去，你张科长能有什么话说？”

家父不吭气儿了，听那两校官一阵喁喁私语，其中一个道：“报告司令官：张科长随身没有行李。总监部那边也证实了，各兵站的账目汇报资料在五月二十号下午已经呈上去了。”

“真能­干­啊，张科长！”司令官冷冷一笑，道，“你只花了五天就办完了半个月的公事；莫非早知道青岛守不住，才混上咱们这条船来了？”

家父闻言一愣，失声出口：“青岛也沦陷了？”

“你这个假休得果然惬意！”司令官这一下不只挤眉弄眼，钢牙一挫，连顶门和额角的青筋都虬结浮鼓起来：“我且问你，时局吃紧、悍敌当前，你居然没有任何派令便擅离职守，该当何罪？”

家父心念一转，忖道：投身在帮，原来就是把副­性­命依托了大伙，这一点信义，同那不在帮的空子哪里说得清、讲得明？司令官执掌的也是一部大军律法、阵前纲常，果尔要论例议处，也没有可容回圜的余地，遂仰脸道：“全凭司令官处置了。”

“这倒­干­脆。”司令官点点头，道，“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处’得来的通行凭证？”

到了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头青年原本与此舰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马；说什么“替国府积蓄些元气”、“替贵帮保留些人才”之类的话亦不是党、政、军方任何一方的立场。换言之，这身手不凡、行事莫测的“帮朋”根本是私自挟带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帮前人登船的。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容或基于同属老漕帮庵清光棍，容或基于这些人物确乎有什么值得“积蓄保留”的长才，然而一时之间，家父已无暇深究。只不过司令官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连累同门，便道：“报告司令官：我和拙荆自济南来青岛投军任事，没有一分钱的家财，也没有一寸地的恒产。能上船来，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总监部戳印、大军关防，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么能花‘好处’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来。一旁原本默然不语的舰长转脸凝视着那光头青年，道：“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如果不彻底清查、断然处置，恐怕过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没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待得起？你说上来的都是忠贞­干­部，又有谁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难道都不是忠贞­干­部？他们上不了船，难道就活该沦落成散兵游勇，在匪军枪口底下充炮灰么？”

“司令官、舰长，”光头青年朝上座的两位长官抡了一揖，道，“方才说过了：在下奉‘老爷子’手谕，负责转交船票，个人所经手的，也只十四张尔耳。二位职责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只这船票既然不假、身份也能核实，二位何不看在国难当头，大伙应当和衷共济的份儿上，彼此扶持则个。动不动要挟着将人扔下船去，岂不叫亲者痛、仇者快么？”

家父听他说话好生不客气，脊骨煞地一片森凉，暗想：这光头青年如何这般负气自矜，居然敢这样对司令官和舰长说话？一念尚未及转定，但听司令官“啪”的声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个养的东西！欧阳昆仑！不要以为你头上顶着个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可骂了这么两句之后，底下竟然没话了。听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却在此际，舰长又开了腔——这一回，竟是冲家父来的——一字一句说得面无表情：“张科长，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天登舰之时你缴验的两张凭证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军事港务科人员证’几个字样？请问，贤伉俪什么时候在这个单位服务的？”说到这里，猛可转脸对光头青年道：“你口口声声‘船票’、‘船票’，难道认不得这是军舰，不是客船么？”

“分明是渗透分子！”司令官补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时朝他移动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见，正是之前在码头上缴验的那张粉红­色­凭证——不过从指尖露出的半张看来，却是背面。家父自己不记得过手缴验时注意过那“船票”的背面注记了什么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头发现了什么。司令官歪挤斜皱的眉眼像是叫一层透明胶水给糊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连忙凑脸近桌，细细又睇视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舰长。舰长的神­色­几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样，愣了好半晌，才­干­着嗓子道：“你、阁下也是——‘保’字号儿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原来“保”字号儿别有所指，正是“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单位渊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总部”时期的谍报科，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老头子”复行视事，经过几年的整顿、扩充，将原先各地剿匪总部的谍报科收编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系统，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前夕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下辖三个处。抗战军兴，“老头子”亲自规划，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职掌分开，前者归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长指挥，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后者仍名“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实际掌权的便是前文提过的戴笠。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岛搭航委会专机飞上海，行前据报上海天气不佳，遂多带了八百加仑燃油，以备万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则可以转赴南京或重庆。当天下午一点六分，机上驾驶电告南京航委会塔台，说是上海方面联络不上，飞机已达南京上空，但是气候恶劣，无法降落，须折回青岛。可是七分钟之后又有电告：“现穿云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天以后，美国海军派出的搜索飞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和连同六名机员在内的十三具遗体。当时目击该机坠毁的农民指证：机身飞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树、崩落一枚螺旋桨，才翻过三座山头、撞击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烧云云。

此次空难自然影响极大，一时谣纷纭，有谓戴氏在机上临时强令驾驶迫降，以便他能赶往上海与“舞国皇后”李丽共赴云台之约。有谓机上潜有中共谍员，以引爆备用燃油方式与戴氏同归于尽——按诸三周之后发生在山西兴县黑荣山坠机事件中死难的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等人身份看来，自有绘声绘影的报复臆说而令戴氏的坠机殒命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Сhā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舰的官厅里却果然见识到“保”字号的硬场面。

司令官也随舰长一般，一张横二霸三的绷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登时垮了、皱了，嘴角也扬起来：“那么——请问老弟台：你这十四张凭证是‘总署’那边发的，还是‘处’里发的呢？”

光头青年大约是见对方低声下气起来，也相应以和颜悦­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会’方面发的——对不住，请二位长官别再问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说。是不是请二位长官先把那九位开释了？免得有个闪失，当真给扔下船去，就麻烦了。”

司令官没等他说完，已经朝一位校官比了一个手势，后者抢忙离座，奔出官厅。这厢舰长也亲自倾身上前，拉开右首木椅，意思显然是请那光头青年入座。

家父则在这片刻之间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这光头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称的“总署”，其实是“警察总署”；而“处”则是指“稽查处”。“保密局”成立之后，“老头子”为了安抚不同派系的特务头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纵任全国警察署长。表面上警察总署归保密局指挥，事实上却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规化的旗帜，培训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稽查处”则表面上辖属于各地警备司令部、卫戍司令部，骨子里却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务是侦伺、防范两种犯罪活动；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厂内非国民党或亲共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司令官这般问讯，不外是想弄清楚：光头青年在“保”字号儿里究竟隶于哪一个山头？

然而光头青年所答称的“新社会”却毋宁让在座诸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组织原名叫“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生前亲率手下三大护法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扩充而成的。据说这护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国二十年代初折损了一员，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屏。当年亲领“老头子”密诏，往赴山东公­干­——一说是联络军阀割据区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说是去搜寻一部可敌十万雄师的军事秘宝，无论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见踪迹、死不见骸骨。有谓遭江湖人物袭杀殒命者，然而戴笠倾尽全力、遍撒网罗，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对日抗战开打仍无纤芥之功。对于一个致力发展特务系统、严密情治组织的谍报巨子而言，此事无疑是一极其重大的挫折和耻辱。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头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题目，成立了一个企图将全国地方械斗团体一举结盟起来的大组织，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所谓“委员”，便正是老漕帮和天地会系统各会党的领袖。由于委员之间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后的争议。要之此会受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成为该局的外围组织了。

无奈这只是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旦付诸实行，却窒碍难通。原因很简单：老漕帮的“老爷子”万砚方对于抗战期间国府对该帮的几个“处分”十分不满，且不愿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统之局所致。传言有谓，万砚方曾经对前去游说老漕帮“动员”的人说过这么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老漕帮为抗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动员’起来？”

所谓“一鼓作气”，指的是万砚方开立“离家出走”的规矩，纵令八千名庵清光棍弃帮参军，结果这八千子弟在淞沪会战中全数阵亡，成了刘罗公路上的孤魂野鬼。所谓“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迁上海各工厂，支援后方工业。凡老漕帮所有物业则特令运往镇江和浑沌浦拆封清查。诸般机具设备经这一折腾，岂有不折损之理？至于所谓的“三而竭”，据说则是与哥老会怂恿执事要员向老漕帮逼缴三十二万公吨的油料以支应外债有关。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亲自向万砚方疏通或绾解，外间实无从得知。然而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始终挂着万砚方的名字，却始终没人闻见这位“老爷子”如何“动员起来”过。

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员会扩大成一个叫“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机构，利用农历新年大开名为春酒的宴会，邀请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贵宾”，以及总人数达一千一百以上的“华筵豪客”，举行那协会的“筹备成立大会”。万砚方本人虽未到场，可是筵席所设之处乃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此园正是老漕帮于胜利后重返根据地时购进的物业。江湖上这才又纷纷传言：万砚方是不是与“老头子”言归于好了？

然而万砚方动向如何尚未拨云见日，戴笠却坠机身亡。这简称“新社会”的组织随即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各界仅仅听说，“新社会”名义上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监管，实际上则是由一个名叫“徐亮”的特务督控——也有人说，徐亮不过是个传令，真正掌握“新社会”的是万砚方，而万砚方又是“老头子”跟前取代戴笠的亲信。不过，传言毕竟只是传言，一旦渲染，面目便模糊起来。更有道听途说指出：万砚方根本和“新社会”无关，幕后主其事的反而是哥老会的洪达展；而那些涉及万砚方的风风雨雨根本是洪达展为掩人耳目而煽放出来的烟雾。

家父入帮也不是一朝半夕，虽说身在齐鲁，从未与“老爷子”本人过从接晤，但是显见这“新社会”是个和政治以及特务活动密不可分的组织，便不该同万砚方有什么瓜葛。然而看那司令官先前­色­厉内荏的模样，说什么“头上顶着个天”之类的言语，分明是早已知悉了光头青年和老漕帮之间的关系，而不得不有所顾忌。继之这光头青年又以“新社会”发出凭证的话表明来历，则莫非老漕帮真的成为保密局的外围单位了？正狐疑间，司令官又问了一句：“那么，容我再问一句：谍报传说今年二月间有那么一宗‘上元专案’，乃‘新社会’同志鼎力襄助，才告成功，司其事的竟是一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敢问那年轻人会是老弟台你么？”

这是十分微妙的一刻，家父偷眼窥看，见那光头青年一张眉目清秀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红潮，虽只一弹指顷，在白皙的皮肤上却显眼异常，似是有几分羞赧之意，口中则嗫嚅着说：“司令官这么盘问，在下实不方便多说。”

“这是什么话？任务已经圆满达成，各方称庆不已，有何不可言者？我听说主其事的青年是个秃子，又见老弟台顶上牛山濯濯、寸发不生，才有此一问的。”

光头青年一听这话，反倒开怀笑道：“既然司令官这么说，在下若再支吾其辞，反倒矫情了——不错，正是在下不才、略施薄技，动了点手脚。”

“这么说还是不够痛快。”司令官说着站起身，探出一只长臂、越过桌面，朝光头青年伸去，随即紧紧握了手儿，又环视诸人一圈，道，“各位，这位老弟台功在家国，莫说邀荐十四位贵客前来，就是一百四十位，咱们也没有二话可说——是罢，舰长？”

舰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道：“当然当然。‘上元专案’是维护国本的一个案子，我仅知其梗概，久欲闻其详，既然老弟亲自参与了，倒可以在这航行途中说与咱们听听——”

“不不不——”光头青年摇着手，竟有些窘急之状，“不值得说的、不值得说的，我也不会说、说不上来。”

倒是司令官好整以暇，又挤弄了一阵眉眼，示意大家复座，转脸低声同舰长道：“既然如此，那么这批同志便无须‘清点’了罢？”

舰长点点头，看一眼腕表，道：“马上就要过上海了，届时得全舰熄灯，否则岸上瞅见动静，来一个乱枪打鸟，咱们就断无活路了。这样罢——各位先请回铺位去，闯过了这道鬼门关，咱们再作打算。”

这么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似乎就是端午节这天“夜审”的结论和判决了。家父当时只知道个人逃过一劫，而国家和政府却正陷入一个其大不知凡几的灾难之中。这个几乎可用“沦亡”二字形容的灾难弥天盖地而来，改变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的命运。然而在离开舰长官厅的那一刻，家父的肩膀上按过来一只温热厚实的大巴掌，他扭脸一看，与光头青年四目交接，听见对方低声说了两句：“一切不会有事的，请您老放宽心。”

家父当下愣了愣，只觉那掌心传来一股源源不绝的暖意。在接下来有如行走于迷宫之中的几分钟里，光头青年告诉他：这艘军舰原本是要航向一个叫海南岛的地方，彼地隔绝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徐闻港外海，应可作为“国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的复兴基地。若能在海南岛稍事喘息、再图反攻，大局当在三数月后略有转机——因为广东省毕竟是国民革命发源之地，黄埔建军、子弟皆出于此，料应在结合闽、桂、黔、川各省兵力之后培元固本，可效抗战时期拉长所谓“前后方战线”的攻守之略徐图剿匪。只不过此舰负载过于沉重，船身吃水太深，经不起一点风浪。且行进迟缓、燃油益耗，如此贴岸潜渡，虽然能节省一些油料，却要冒上极大的风险——因为沿岸港市之沦陷敌手者皆有海防重炮设施，一旦算计得不准，在白昼时分通过火网覆盖之地，便有遭敌击沉之虞。然而，光头青年却如此作结说：“吉人自有天相。在下是这么想的：既然能苟全­性­命到今天，就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父回到那两席大的小天地里，什么旁的话也没说，只对家母笑笑，抬手按了按家母的肩膀，道：“吉人自有天相，既然活到了今天，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母则回了他一句：“你的手好烫，莫不是发烧了？”

家父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顿了一顿，冲我苦苦一笑，眼角涌出两泡清亮的泪水来、哽着声道：“我既没生病、也没发烧，心里憋着一股子窝囊，跟谁也没法儿说——”

“什么窝囊？为什么不能说？”我有些慌，打心底发起怵来，生怕他一个忍不住掉下眼泪、或者放声哭了，那我还真不会对付。

家父几度欲言又止，双­唇­抖颤开阖，仿佛也畏恐着一旦说出了什么，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此过了好几分钟，才勉强撑持住脸颊上的肌­肉­，反而“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口中连连“喀——噫”、“喀——噫”地喟了几下子，摇头道：“那司令官训斥得一点儿也没错，我、我……我是、我就是阵前脱逃！那位‘帮朋’是个明白人，当然知道上了船就等于是逃命，所以在上船之前，才刻意隐瞒去向，这份心思，何等深刻？”

“我不懂。”

“试想，我当年在总监部处理的最后一件公事，正是为各兵站盘点物资、清查账目，完了这份差事，怎么会不知道大军将有异动？”家父深深皱起眉峰处几道刀雕也似的山字纹，道：“又怎么会不了解部队糜损耗溃的状况？坦白说，我的确猜想过，青岛是守不住的，只没料到启碇不过十天就失守了。可是话说回来，临行之前那位‘帮朋’万一挑明了此行就是弃守、就是撤退的话，以我一个在职科长之身，我有脸上那艘船么？”

我没接得上腔，更不忍再看这忏悔着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我并不知道他把我从一个又一个首尾残缺不全的故事碎片之间拉到如此令他锥心刺骨的内疚里去究竟有什么目的？也许——我想，也许他已经无法承受那恐惧忏悔的巨大寂寞了罢？

“我是擅离职守！我是临阵脱逃！我是贪生怕死！而且我还装糊涂！”家父并没有如我所料的哭泣，反倒“嗬嗬嗬嗬”笑了几声，喘两口气，继续说道：“要不是遇上了这位‘帮朋’，你爸爸死在青岛原不足惜，绝了张家门儿的香烟也是命中注定；可是没走上后半辈子这一程，我便永远不会明白自己曾经是多么没出息的一个人——没能明白这一点，连前半辈子都是白活的。”

对于这个垂暮的老人而言，一生之中似乎有那么一个类似马拉松赛跑的折返点一样的东西，它卡在自青岛渡海南下的半个多月的航程上。如果一定要利用地图来标定那折返点的位置，我只能猜测它在东海磨盘洋南方的韭山列岛和大目洋的台州列岛之间，也就是当那艘载着近三千名官兵的军舰趁夜悄渡上海港南水道的第二天，时值子夜，那折返点出现了。

当时家父一阵内急，巡遍前后甲板上的排水口——舰上称之为简易厕所的设备——其实就是以两块防波盾板作“L”型掩蔽，不论大解小解皆在盾板外侧向风迎波、出之于排水口中。至于守候者则在盾板另侧自成一行伍蹲踞。据说正由于官兵人数太多，是以十二个简易厕所前终日蹲着人丁，蜚短流长、谣言臆说，皆自此处滋生。司令官放探子查谣源，逮住几个爱嚼舌的，给扔进了舟山和渔山列岛附近，仍不能平息这种“野谈稗说”。倒是有一伍人给突来的恶浪卷入海中灭顶，稍稍吓阻了些闲言碎语。

谣言却注定是迷人的。不多时又哄传全舰，其夸张离奇、荒诞无稽者不胜枚举。有谓此舰的目的地并非海南岛，而是菲律宾吕宋岛。因为“老头子”早有先知卓见，见神州已成鼎沸鱼烂之势，遂遣特种舰队于数月前登陆吕宋之拉瓦格、维­干­，杀其主而自立，准备在彼地建一基地，待日后另谋反攻大举。

另一个谣言则说：此舰白昼由北而南徐行，等到夜深人静、灯火管制之后便掉转首、由南而北疾驶。反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又无人能上舰桥识别罗盘等仪器之定向，是以昼行虽长、夜行虽短，整个航程不过是在一片汪洋之中大绕圈子。至于为什么这样绕圈子，放话者无不沾沾自喜地说：司令官图的是保存­精­锐战力，不忍仓卒接敌、无谓折损，要俟陆上一场恶仗打得差不多了，再择期择地登陆，坐收渔利。

还有一则是这样说的：此舰其实是一艘谍报舰。胜利复员之后，举凡冀南、鲁东、皖北部队中的特务人员此番皆应召回军，登舰会师。白天无话，宵禁之后这批为数不下千人的特务便开小组会商讨、研判，纠举同舰官兵中涉嫌通敌叛党之徒，随即出手处决，再将尸身投入波涛之中。这一则最为骇人听闻，却也流布最广且颇符实况——因为它不但解释了舰上何以多出来将近两千口军民男女的来历，也坐实了每夜严格执行灯火管制，以及无端有人遭逮捕而抛掷入海的事件。此说一出，人人自危，争相转述——因为若不同他人一道渲染，便反而容易招致怀疑自己就是特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