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

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

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

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

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

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似乎很难实现。但他果然出现了，不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对我来说，他的出现，可以一补多年来一直挂怀于心的中国式的遗憾。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课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因此，我要把它推荐给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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