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一个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战国末年尤其以儒、墨、道、法四家名气最大。秦始皇嬴政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了六国，随后又出现了以统一学术思想、巩固帝国统治为目的的“焚书”事件，由此可见学术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之巨大。

然而，时间来到秦末汉初，情况又有了变化。墨家的那套“兼爱”“非攻”理论在统治阶级中失去了地位(当然，它也可能从未获得过相应的地位)，只能到基层百姓中求生存。而因为嬴政的关系，法家的名气也被搞得奇臭无比，世人连提都不愿提。天下于是便形成了儒、道两家争霸的局面。

我们知道，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予民自治。老子主张“柔弱”和“谦下”，认为应该通过这样的手段去战胜强大的对手。他认为，要想不受别人的欺负，就要先让对手不想欺负你。你变柔弱了，爱闹事的人就不会来跟你生事。如果他铁了心要欺负你，你就让着他，他满足了也就完事了。他从你这里得了甜头，就会以为欺负人是件简单的事情，从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随着被他欺负的人不断增多，终有一天，他会碰到一个比他更强横的人。所以，你让着他并不吃亏，只是骗他上当而已，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你的。

与道家不同，儒家注重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和繁文缛节，提倡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在民不聊生的乱世是没什么用的，连汉初的大儒叔孙通都承认“儒生不能进取，只可守成”。所以，汉初动荡的社会局势决定了道家在上层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儒家则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我们清楚，在汉初的君臣中，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没什么信仰的，看到儒生戴的冠还要往里尿一壶，对儒家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刘邦身边的大多数大臣要么尊崇道家，要么是杂家，基本上都不是儒家的信徒。

比如曹参，他是刘邦手下武将中排名第一的功臣，这个人毫无疑问是笃信黄老的。他到齐国去做国相，齐国那地方有很多儒生，曹参却尊胶西国的盖公做老师。盖公研习的就是黄老之学，应邀到了曹参那里后，他就教曹参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管理齐国。结果，曹参在齐国九年，齐国大治。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死前他推荐素来与之不和的曹参继任丞相一职。曹参赴任之后，只对相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整，把能说会道的吏员通通赶回了家，然后招了一批木讷、不爱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的老实人进来，而朝廷所有的规章制度一律沿用萧何当年的制度，不做一字改动。据说，当时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朝廷上的事情报告到曹参这里，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按萧相国以前定的规矩办。”平日里，手下人如果不小心犯点儿小错，曹参也只是敷衍过去，并不求全责备。

于是有人就奇怪了，既然曹参什么事都不管，那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答案是曹参每天在家就做一件事——喝酒，有时还趁着酒劲和下人中的同道一起纵情和唱，笑傲京城。

曹参就这样做了一阵子丞相，朝廷中很多“积极上进”的官员都看不惯其所作所为。于是，有人就想去提醒他。这些人本来也是好意，可一进曹参家，曹参便看出了他们的意图。但凡想开口谈“正事”的，曹参便主动给他们敬酒。丞相位极人臣，这么大的官给他们敬酒，不喝是不行的，而曹参又是长年锻炼出来的海量，结果可想而知，每个进丞相府的大臣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开口劝他一句。

时间一长，连皇帝刘盈也看不下去了。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在刘盈身边做中大夫，刘盈便让曹窋不上朝的时候回家帮忙问问，就说高皇帝驾崩不久，眼下正是需要老臣们尽心尽力办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轻不懂事，曹相国看不起他才这样怠慢政事。

皇帝的要求让了解父亲脾气的曹窋十分为难，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看见父亲又在亭子里喝酒，心情好像还不错，就硬着头皮上去请安，然后把皇帝的意思跟父亲说了。结果，刚才还面带微笑的曹参顿时暴跳如雷，把酒杯一摔，揪过曹窋就是一巴掌，又让下人狠狠地赏了儿子两百大板，让他滚回去专心服侍皇帝，还说国家大事他曹窋还没有资格关心。

曹窋平白无故地挨了顿板子，要不是因为自己是曹参的亲儿子，这两百大板下来，他恐怕早被打死了。等曹窋让人架着一身是伤的自己进宫面见皇帝时，刘盈十分过意不去，他告诉曹窋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他自己去问曹参。

汉初的上朝制度是五日一朝，刘盈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上朝的日子，就亲自问曹参：“相国，曹窋也没什么错，您干吗要这样责罚他？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我让他说的。”

这时，曹参出列，把帽子摘了跪伏在地，说道：“臣斗胆问一句，依陛下看，陛下跟先帝比起来怎么样呢？”

刘盈马上回答说：“我怎么敢跟高皇帝比？”

曹参接着问：“那陛下觉得，我曹参比萧相国又怎么样呢？”

刘盈顿了顿，犹豫了一下才说：“似乎也比不上。”

曹参再拜：“这就对了，陛下。既然您比不上高皇帝，我也比不上萧相国，而他们已经把这江山打下来了，规章制度也制定好了，我们就应该按着他们已经铺好的路一直走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难道还需要改变什么吗？”

刘盈听了哑然失笑道：“对对对，相国您说得对，您回去该喝酒还喝酒。”

三年以后，曹参最终喝死在了丞相的任上，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当政期间对恢复社会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贡献。他死后，当时的百姓将其和萧何放在一起歌颂：“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对于一个人物的定性，人民的评判往往才是准确的。同时，百姓的歌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而汉初的社会稳定正是缘于统治阶级对人民需求的了解。此后，不仅是朝中大臣，就连皇室贵族，甚至皇帝本人，也大多信奉黄老。文帝是信黄老的，景帝的信仰我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信黄老的，因为文帝的皇后窦老太太是黄老的忠实粉丝。她因为自己信奉黄老，便要求太子和皇族中所有的窦家人都要研读黄老的学说，禁止他们读其他学派的书，这也导致了黄老之学在汉初宫廷的盛行。

当然，道家的圣典《道德经》之所以受当时的政治家欢迎，大概还因为这本书的言语非常简练，即所谓的微言大义。说白了，就是它留给读者想象、发挥的空间非常大，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套上黄老的外衣，然后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一番。

可时间到了公元前140年，这时距刘邦建立汉朝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国家的生气恢复了，人口也成倍增长了，粮食也堆积成仓了，国库也充盈了，国库中很多钱甚至因为长时间花不出去，串钱用的绳子都烂掉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又经得起折腾了。

这时候又碰到刘彻这么一个雄才大略且好大喜功的皇帝，儒家也该翻身了。

刘彻也是学黄老出身的，但他对道家那一套非常不感冒，而儒家提倡的新王要改制，要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以别于旧王这一套很对刘彻的胃口。这里只需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明堂，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刘彻会喜欢儒家了。

明堂并不是当时的儒生窝在角落胡乱编出来糊弄统治者的东西，这一制度在《礼记》中就有记载。所谓明堂，就是明诸侯尊卑之堂。比方说，一堆朝廷官员平时待在一起，这三公那九卿，你是什么侯，他又是什么侯，乱哄哄的，也说不清谁比谁牛，但只要你进得明堂来，往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站，自己在朝廷中是什么地位便一目了然，不需要再解释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