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过，刘彻需要的丞相大多只是一个门面上的摆设而已，不需要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但即便是个摆设，丞相还是丞相，毕竟名义上还是百官之首，皇帝可以不看重他，其他人却不能将其忽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类的，还是不能少。所以，一旦身处丞相这个位置的人德才平庸甚至缺失，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即便他自己很小心，也保不齐身边的人借他的名头为非作歹。公孙贺吃的就是这个亏。

公孙贺并不想当丞相，当皇帝的任命诏书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痛哭流涕，死活不肯接旨。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可见公孙贺是知道在刘彻手下当丞相的风险的。可是，老子知道的事情，儿子却未必能够理解。公孙贺很勉强地赴了丞相的任，而他升迁后空下来的太仆之位则由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爹是三公之首，自己做了九卿，妈又是皇后的姐姐，公子哥儿公孙敬声顿时有种“天老大，我老二”的感觉。只要不见皇帝，其他时候他都是横着走的，骄奢淫逸不说，胆子还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发展到挪用国防经费的地步。

从公孙敬声平日的表现看，就他那跋扈性格，既然犯了法，那被人揪出来只是迟早的事。果然，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的事情被揭发，被下了大狱。刘彻一看，好家伙，老子眼下正是缺钱的时候，这小子还敢把手伸到自己碗里，便下令严查。这下公孙贺紧张了，公孙敬声那小子再怎么浑蛋也是自己的儿子，说什么也要把他捞出来。

公孙贺一家毕竟是朝廷重臣，和皇帝多少也算沾亲带故，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想要捞人总还是有办法的。按刘彻的习惯，犯了法又不想受罚的，至少还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把挪用的钱补齐，可能还要多少缴纳一些罚金；第二条是立功，将功赎罪。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第一条路其实是最好走的，毕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按公孙敬声平时的作为，也不像是第一次做违法的事情，平日里恐怕没少索贿受贿，断然不可能是司马迁那种拿不出钱来的穷官。可惜，也许公孙贺是抠门过头了，舍不得那白花花的银子，又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偏偏选了第二条路，他要缉拿朱安世，替儿子赎罪。

公孙贺没有想到，这是一条绝路。

朱安世是当时社会上仅次于郭解的黑社会老大，也是国家的S级通缉犯。这个人牛的地方在于，虽然被朝廷通缉了十好几年，可他居然一点儿事都没有，而且在地方上日子过得还挺滋润，似乎官府也拿他无可奈何。可惜，这次要抓他的是丞相，这意味着朱安世的好日子到头了。丞相要抓的人，地方上谁敢包庇？于是，朱安世很快就被官府缉拿归案。

然而，公孙贺从没想过，朱安世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数十年，凭的绝不仅仅是豪强手段，同时还要上面有人。这些人或是朝廷大员，或是大员的心腹，虽然不如丞相那般地位显赫，但朱安世通过他们可以得到朝廷的各种内幕消息。这些消息汇总到朱安世那里，再经过他自己的筛选，便成了他保命的护身符。

等到朱安世进了大牢，一打听才知道抓他的是丞相公孙贺，目的是拿他的命来捞自己的儿子。他先是一阵狂笑，然后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出了一句让公孙贺听了三伏天也会脊背发凉的话：“丞相抓我，只会给他带来灭三族的祸事。”

朱安世也当真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马上就开始反击了。不知道朱安世找的是什么关系，他在牢里给皇帝写了一封状子，状告当朝丞相公孙贺，其中列举了公孙贺一家的罪状：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而公孙贺趁皇帝临幸甘泉宫的时候，在驰道旁埋设小木人，意图诅咒皇帝，并且“有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