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人告诉过王莽，不管什么时代，改革总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它必然会触及原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为了减少阻力，使政策能持续实行，社会能平稳过渡，改革的步伐就不能太大，要循序渐进。如果实在着急，需要尽快看到效果，可以小步快走。但总的来说，都应尽量避免跨越式的大踏步前进。因为若短时间内变化过大，不仅原有统治阶级会反对，老百姓也无法适应，更容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初看王莽的改革，很多确实是以为民着想为出发点的，可实行王田、私属制度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在古代，能掌握国家和社会的话语权者，通常不是靠人数多、嗓门儿大获胜的。

王莽的尴尬也在于此，他并非如同其他的开国之君，推翻一个旧的腐化的王朝，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气的王朝。王莽推翻的仅仅是刘姓皇室，而西汉末年整个腐朽的官僚机构几乎都被沿用，国家政治上的腐败并未得到纠正，甚至由于王莽为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大肆许官而愈发严重。以这样腐朽老迈、毫无生气的朝廷和百官去推动激进如斯的改革，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王莽的理想虽然很丰满，但最后免不了会被现实狠狠地扇一记耳光。

王莽要分田地触怒了地主阶级，由于他们明里暗里的反对，王莽的新政未得到有效执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政策上说的土地，社会地位也没有随着奴婢买卖的取消而提高，于是老百姓也不干了。两头不讨好的王莽三年后只好宣布恢复土地和私属买卖，结果这一来一回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动荡。加上他在十多年时间里毫无经济学依据反复进行的四次币制改革，钱币越改越小，面值却越改越大，使老百姓手里本就不多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终于引发全社会的不满。

可王莽对此仍毫不知情。而且，虽然他一再进行经济改革没让老百姓获益，国库却满得快溢出来了。于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王莽自恃财大气粗，便以为世间事无不可为。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新朝，可仍有刘姓者称王称侯，周边的四夷也称诸侯王，这“违于古典”，于是便要把他们统统降级。

王莽要做什么，国内的王爷、侯爷们当然没法儿明着反对，只能任由王莽派来的人把他们的印信收走，削弱其权力。一下子，遗留下来的三十二个刘姓诸侯王都被降为公爵，一百八十一个侯爵被降为子爵，后来干脆降为平民，只留下了本就公开支持、投靠他的刘歆等寥寥数人。

王莽要降别人的级，刘家的遗老遗少们不敢反对，周边的国家却不这么好说话。

要说王莽做表面功夫的实力，那可不是盖的。就是去降人家的级，他也要做足气势。王莽大概仿照的是孔子口中“黄帝四面”的典故，他任命四人做“五威将”，每个五威将又有前帅、后帅、左帅、右帅、中帅五人做副手，并配备不同颜色且具有固定象征意义的旗帜和豪华的车马仪仗。四个五威将同时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出发，一起去降周边国家诸侯王的职。结果，走东边的到了玄菟、乐浪、高句丽和夫馀；去南边的环绕益州，贬句町王为侯；往西的至西域，尽改西域诸王为侯；向北的则抵达了匈奴王庭。

本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即便后来匈奴称臣，皇帝名义上仍把匈奴单于的地位置于诸侯王之上，发给匈奴单于的印信上的文字是“玺”。而王莽不这样，他以中国已改朝换代为借口，派一个叫王骏的做五威将去匈奴单于那里给人家换印信。

起初匈奴单于不疑有他，就把自己原来的印信给王骏，换了新印。等他回到家仔细一看，王莽给他的新印上已经把“玺”字换成了“章”字。

第二天匈奴单于找到王骏，说：“这不行，我不干，你得把原来那个还给我。”

王俊两手一摊：“不好意思，你看，原来那个昨晚给砸了。”

“不成，你们得给我再弄一个字样和原来相同的印信。”

“没门儿。”

这下可惹恼了匈奴人。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他们结束了汉、匈边境数十年的和平，重新开始寇略边境，杀戮边民，并在第二年攻入云中郡大杀民众。

王莽得到匈奴入寇的消息，不说及时调整，重新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相反地，他甚至还有一丝兴奋，决定教训一下匈奴人，让他王莽的名号一举走向国外。为了打响这一炮，王莽亲自制订了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在这个作战计划里，王莽打算调集甲兵三十万，分十二路并出，准备给予匈奴全方位的打击。

王莽自从做了皇帝，便拥有了谜之自信。这仗还没打，他就认定匈奴必败。他已经打算好了，要给匈奴单于这个铁定的战败者换个名字。既然是战败者，“匈奴单于”这四个字就不要提了，以后就管他叫“降奴服于”。他还准备等打完仗就把匈奴的地盘分成十五份，分给这个“降奴服于”的子孙。

对于跟匈奴开战一事，王莽的亲信严尤将军表示反对。王莽心里大概对匈奴人是不屑一顾的，就跟严尤说：“我兵多。”

“可你一时也集结不起来啊。”

“我粮多。”

“可你没有足够的牲口驮运啊。”

“我钱多。”

……

严尤真不知该怎么说好了。或许在王莽看来，打仗可能只需双方把家底拉出来比一比谁人多、谁武器厉害就能出结果。严尤耐着性子仔细地给王莽分析，说如果真的要对匈奴作战，朝廷将会面临五大难处。但此时王莽根本听不进严尤的话，依旧下令着手准备进攻匈奴的事情，全国各地陆续往边境抽调军队。

可三十万大军哪是一时半会儿能在边境集结完毕的？为了加快速度，王莽下令就近向东北的高句丽征兵。虽然高句丽臣服于汉朝，可他们不愿意为王莽卖命，何况前阵子王莽刚把他们的王降为侯爵。现在王莽要征兵，高句丽人民不干了，纷纷拿起武器反抗。

这又是一个因政策失误而导致的危险信号，可王莽不这么看。他认为，对于周边的国家，哪里有反抗，哪里就要有压迫，于是便在始建国四年  (公元12年)派严尤出兵高句丽。

高句丽人打仗历来不行。严尤带着队伍过去，揪着高句丽人就是一顿胖揍，很快便把他们打服了。征服高句丽后，王莽继续玩他的文字游戏，宣布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从精神到肉体对对方进行打击。

虽然这让王莽得意了一回，可高句丽的遭遇彻底激化了朝廷与周边国家的民族矛盾。结果，不只匈奴，就连西域各国和西南各民族也纷纷杀了朝廷安排在当地的官员进行反抗。

这下王莽抓瞎了，东、南、西、北都有人不服自己，都不知道打谁好。王莽虽然如他吹嘘的那样兵多粮足，但也不足以支持他多线同时作战。思来想去，王莽认为西南和西域这两个地方似乎较容易对付，于是先派平蛮将军冯茂率军平定益州，结果前后三年过去，战士死伤十之七八，无功而返。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另遣宁始将军廉丹率军三十万入川。尽管仗着人多势众，廉丹一度镇压了句町的反抗活动，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从未停息。

同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率军出征西域。王骏此人的智谋并不足以用兵，他本想偷袭西域诸国，没料到自己却中了人家的诈降计，几乎全军覆没，王骏本人也被焉耆伏兵袭杀。

益州和西域的军事失利让北边原本打算分十二路出击匈奴的二十多万大军三年没敢动弹。可尽管没动，那也是二十几万张吃饭的嘴啊，这一年年拖下来，得耗费多少民力和钱粮！为了应付日益扩大的无底洞似的财政开支，一向自诩为民的王莽也不得不巧立名目开征盐、酒、铁、开采、赊贷、炼铜等苛捐杂税，各级官员则趁机大肆贪污、克扣，牟取暴利。

改革失败、社会动荡、战事频发、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王莽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搞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王莽想摆脱这种困境便逼迫官员，官员逼迫下属，下属逼迫百姓，百姓又能逼谁呢？只能逼自己造反。于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暴乱，强盗、土匪、义军或打家劫舍，或聚啸山林，或隐于湖海，改朝换代时应出现的大动荡终于来临。

面对这种局面，王莽又开始玩他那套骗人的鬼把戏。他先是让人用六百斤铜铸成一个长二尺五寸、类似北斗形状的器具，然后命人背着这一大坨东西跟在自己后面走，取的是厌胜之法，据说这样就能“厌胜众兵”。结果王莽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根本不顶用。于是，一年之后他又下诏书说自己准备像黄帝那样成仙升天，只要自己成了神仙，那凡间俗事便和他王莽无关。

王莽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以为这样百姓就会相信，造反的人也会安心地放下兵器回家。可这又能比压胜之法强到哪里去呢？况且大家看王莽的表演已有好几十年了，国内的年轻一代都是看着他的演出长大的，谁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结果只能是让别人“哈哈哈”大笑三声，然后该造反还是造反。

王莽见忽悠无效，只好来硬的。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将，四处征讨义军。可我们知道，能和王莽尿到一壶里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王莽让他们去平叛，他们却比土匪还像土匪，比强盗更像强盗。结果，大军的平叛就像小孩子玩的打地鼠一样，锤了这边那边又冒头，而且义军越剿越多，越打越强。

最终，起义军中出现了两股强大到足以撼动新朝的势力：南边的绿林军和东边的赤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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