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指的疑问是，耿恭接二连三被包围，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一切，包括不屈坚持、反击、祈祷，乃至作困兽斗，可他似乎从来不曾指望援军的出现。

这在别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尤其耿恭背后倚靠的是已经远比匈奴强大的汉朝廷。只要边境出一支偏军，就能击溃匈奴的包围，而如果来的是一支大军，甚至可以直捣匈奴王庭。若是换作他人，恐怕对援军无时无刻不翘首以盼。可在耿恭的现实里，既没有援军让他“再坚持五分钟”，他也没有歇斯底里地喊过“拉兄弟一把”。

其实，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耿恭根本没向朝廷求援。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耿恭送不出求援的消息。

其实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耿恭不是一直被围的。再说，车师后王的夫人既然能把消息和补给送进来，耿恭理应有无数机会可把消息传出去。而且，同样是被围，关宠的求援信息，朝廷就收到了。

因此，耿恭的想法，我们无从猜测。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许他觉得自己还能扛得住。况且耿恭出身将门，作为一个能力很强的将领，在他眼里，朝廷派他来这个地方是让他守住这个地方的，不是让他来求援的。因此，直到把疏勒城里能吃的都吃了，甚至开始剥铠甲和弓弩上的皮革煮了充饥，士兵仅剩几十人，耿恭依然在坚持。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孤独且绝望的坚持。

北匈奴单于挺欣赏耿恭的坚持，有了把他纳入麾下的念头，毕竟这样能打仗又不怕死的将领，哪家都不嫌多。于是，单于派匈奴里一个有些身份的贵族做使者，带着几个人到阵前劝降。

匈奴劝降的使者当然是不敢进城的，而且汉军也不太可能放他们进去。使者一开始只敢在离城百丈之处站着，以提防耿恭的生化武器袭击，远远地便扯开嗓子喊：“城中的各位听仔细了，单于说只要耿恭投降，非但既往不咎，还要封他为白屋王，并且可娶单于的女儿为妻。”

单于想让耿恭当第二个李陵，可他没想到，耿恭非但不是李陵，反倒是个比苏武还要狠的角色。耿恭看四周没有匈奴的伏兵，就在城上比画“听不见”的手势，示意使者靠前一点儿。

使者向前，相距五十丈。太远，听不见。

二十仗。还是太远，听不清。

十丈。

“哎呀，不行，最近仗打多了，每天都睡不好觉，脑袋一天到晚嗡嗡响，我自己的士兵有事都得贴着耳朵汇报。要不这样吧，我开门让你们进来，有事好商量。”

匈奴使者来到城下，见汉军没有突然发难，提着的心便放松几分，胆气也随之上来了。况且，在他看来，耿恭处于十死无生的绝境，现在单于肯给他一条活路，是人怎么会拒绝？

于是，当使者看到疏勒城城门开了一条缝，耿恭从门里招手示意他进去时，便大大方方地从门缝里挤了进去。

匈奴使者进来之后，正要上前和耿恭交涉，这时，刚才还面带微笑的耿恭一下就变脸了。随着城门嘣的一声被锁死，城里残存的不足百人的汉军士兵齐齐亮出刀刃，二话不说便把匈奴使者团团围住。

匈奴使者本想反抗一下再死，但刀还没拔出来就被一拥而上的汉军死死按倒。耿恭亲自动手，一刀下去，身首分离，快、准、狠。

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可耿恭在这种绝境也不忌讳什么了，又让人把使者的尸体绑在城头向匈奴人示威。耿恭想想可能觉得不够解气，也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必死的决心，遂干脆于尸体下置一个火盆，“炙”之。

随着火苗“啪啪”燃起，城外使者的下属看到这一幕，捶胸顿足，号哭而去，耿恭则带着士兵们在城上肆意大笑，以示对匈奴人的藐视。

这时已经是永平十八年十二月，耿恭站在疏勒城头，凛冽的寒风刮在他脸上如刀割，吹起的沙尘一有机会就往他口鼻里钻，似针扎。但这都不能阻碍耿恭放声大笑，毕竟按照这个形势，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冬天。

既然如此，为何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狂风、严寒、饥饿，又如何能阻止耿恭大笑？

火苗继续燃烧，哭声渐远，笑声渐息。

火苗仍然在燃烧，一股烤肉的味道传来，刺激了耿恭和剩下的几十个士兵的辘辘饥肠。他们毕竟都是吃了一段时间铠甲和弓弩皮革的人，那铠甲和弓弩上的动物皮，不说味道如何，至少时间就摆着，怎么也有几个月甚至更长的年头。按现代人的标准，得叫“僵尸肉”，即便经过水煮，口感也是又硬又柴，怎能比得上现烤的美味？

于是，画风突变。

那边，匈奴使者的手下哭丧着脸去见北匈奴单于，把使者被杀的事情一说，单于大怒，也不顾什么爱才之心，下令增兵继续围攻疏勒城，势要耿恭血债血偿。

但就是增兵了，匈奴也没能拿下不到百人防守的疏勒城。这让我们再次诧异耿恭守城水平之高，同时不得不承认：现在，北匈奴人的攻坚能力是真的不行。

双方在疏勒城又耗了一个多月，到公元76年二月，僵局终于被打破——汉朝的援军来了。

之前提到过耿恭并没有求援，那援军从何而来？答案是，耿恭虽然没有求援，但同是戊己校尉、当初被围在柳中城的关宠却已经早早地向朝廷发出求救信息。

朝廷接到关宠的求救信息后，大臣们开始了讨论。这场讨论非常激烈，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该不该出兵？

这又是一个让旁人诧异的论题。按理说，西域都护府被攻击、都护被杀死，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挑衅，何况本国的士兵还在敌人的包围中浴血奋战？依正常人的思维，朝廷要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该派谁出征、派多少人出征、是单纯的解救行动还是顺便教训一下北匈奴，诸如此类吗？至于出不出兵，根本不需要讨论。出兵属于替天行道，不出兵纯属大逆不道，有什么好讨论的？

朝廷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异的论题，是因为在这一年(公元75年)的八月初六(壬子)汉孝明帝刘庄驾崩，太子刘炟即皇帝位。历来新老皇帝交替之时，国家的任何政策和行动都会低调一段时间，毕竟国内大丧，新帝继位，天下不稳，一切宜静不宜动。这也是司空(相当于御史大夫)第五伦等人反对出兵救援的理由。

朝廷之事历来复杂，我们不能只看一件事，只凭自己的主观感受去评定历史人物，这样不免谬之千里。比如，在这里不能因为谁反对出兵就给这个人物定性，甚至划到奸臣、坏人的范畴里。单说这个第五伦(复姓“第五”，单名一个“伦”字)，此公素来以为官公正廉明、不畏权贵闻名，是当时一等一的名臣。至于第五公为何反对出兵，联系到他当时已七十岁上下，大概是老年人比较持重，自己身为司空辅佐新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稳定。他年纪老责任重，顾虑多激动少，行事不得不谨慎。

所谓谨慎，就是宁取有把握的小利，也不取有风险的大利，哪怕日后有不良影响，只要无损现状即可。虽然关宠等人情势危急，但那毕竟只是一隅之地，还不在天子治下，说句不好听的，丢了也就丢了。不出兵，损失小且可见；万一出征失败，损失又当如何？况且，和整个国家的稳定相比，这区区几百一千人，或者说一个西域都护府，又算得了什么呢？

新皇帝刘炟初登大宝，没有当皇帝的经验，即使他感觉不妥，也不好反对大臣们的意见。这时，只有司徒(丞相)鲍昱肯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陛下，我们派人去西域这种危险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又抛弃他们，这样的行为既涨了敌人的士气，又寒了臣子们的心。日后天下太平则好，一旦有事，敢问陛下，谁还愿意听您的驱使？”

鲍昱这是在提醒新皇帝刘炟，国家应当对他的子民做到“不抛弃、不放弃”，而且人是朝廷派出去的，现在他们遇到危险，朝廷要是撒手不管，以后谁还给朝廷卖命？做人啊，要厚道。

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鲍昱想的比第五伦等人要多、要远。这也更符合一个年轻的新君躁动不安、急于表现的内心，而且鲍昱已经给新皇帝拟好了方案：“关宠、耿恭两人手下不过数百人，北匈奴就围攻数月不下，这正是匈奴人无能的铁证。因此，陛下不需要劳师动众，只需下令酒泉、敦煌两郡太守各派出两千精锐骑兵，匈奴必不能挡。而且，骑兵行动迅速，过程顺利的话，四十天就可以打个来回。”

刘炟听了司徒大人的计划，甚是满意，但似乎觉得不够大气，于是对鲍昱的计划稍微做了修改：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及鄯善国的胡兵共七千多人，开始拯救大兵关宠的行动。

汉军的这次行动在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取得了阶段性的战果。当时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几路援军顺利会师柳中城，并旋即攻克车师前国王庭所在的交河城，斩敌首三千八百级，俘获人口三千、各种牲畜三万七千头，北匈奴败走，车师国投降。

坏消息是关宠战死。

失去了目标，这让援军的领军、来之前只是谒者的王蒙等人有点儿蒙圈：接下来该怎么办？

作战成功，但解救目标死亡，相当于不胜不败。要么，这就回去吧？

这时，军中一个叫范羌的人站出来表示不同意：关宠虽然死了，另一边的耿恭却还在疏勒城死战啊，将军何不拯救大兵耿恭？！

这范羌也不是别人，正是耿恭手下的军吏，之前受命去敦煌公干。

不是说耿恭不曾求援吗？

的确，范羌去敦煌不是求援去的，他的任务是做后勤运输，到敦煌领士兵们过冬的寒服，只是凑巧碰到敦煌郡的骑兵出发驰援车师，便一同跟了回来。

虽然耿恭没求援，但依范羌出来时疏勒城的局势看，眼下不会比柳中城强到哪里去。况且汉军手上正有三千俘虏，怎么也能撬开一两张嘴，要知道耿恭困守危城的消息一点儿都不困难。现在援军居然要班师回家，范羌怎么能不着急！

于是，范羌再三请求，希望移军疏勒城，解救被困的耿恭。

结果王蒙等人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倒也不全是因为怕死，而是他们现在所在的交河城离洛阳有九千一百二十里，军队一路行军走到这里，又打了一仗，已经是强弩之末，再跋涉几百里到疏勒城，恐怕到了也没战斗力了。总不能为了耿恭那几十人，把七千人的性命都留在车师？

但范羌不放弃，依然死命请求。最后，王蒙等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虽然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可还是分出两千骑兵，让范羌带着去疏勒城，不求破敌，只求把耿恭等人救出来就行。

范羌带着这人困马乏的两千骑兵往疏勒城出发了。他的计划是从匈奴人防守较弱的天山北麓靠近疏勒城。不巧的是，出发后不久，他们便遇上了暴风雪，有的地方积雪厚达一丈，两千人在雪中艰难地辨别方向，行军完全靠意志力在支撑。

等好不容易出了天山北麓，来到疏勒城附近，范羌知道骑兵们的体能都已到达极限，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也就能远远地排开阵势唬人，真打起来肯定一触即溃，于是只能等到夜里悄悄地靠近疏勒城。

夜里本就漆黑，风里夹杂的鹅毛大雪更是让能见度降到最低。疏勒城里的汉军只听见马蹄声接近，不辨敌我，还以为是匈奴趁夜偷城来了，遂大惊失色。耿恭带着所有人来到城头，准备死战。

正当耿恭带人暗伏城上，等待敌人突袭时，那边却传来一句让他们恍若隔世的天籁之音：“我是范羌，朝廷派军队迎接校尉(耿恭)来了！”

城里的汉军听到这句话如沐春风，出城见到范羌和他身后的两千骑兵，简直比见到亲娘还亲，任何语言都无法准确描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这群死守疏勒城半年、连耿恭在内的二十六个铁打的汉子，却在出城后的那一刻相拥而泣。大概只有一句话能概括他们每个人心中的想法：我太难了。

军队休整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们开始原路返回。

要说汉军这边来了两千人，北匈奴人完全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他们也怕了，之前只有几十人，他们尚且不能胜，现在远远看过去，怎么也有两三千人，上去不是寻死吗？况且交河城那边已经传来消息，汉朝援军估计有万人之多，指不定他们在哪里埋伏呢。

那还打个屁呀。

说是这么说，可对北匈奴来说，完全什么都不做又不可能，于是只好衔尾而行，不断追赶这股汉军，同时又不敢和汉军过分接触。

汉军这两千人本已疲惫不堪，现在不仅要跑路，还要跟严寒、饥饿和疾病做斗争，根本没心思和北匈奴纠缠，只能边打边退，边退边打。可是汉军越这样，匈奴人越是心惊：这些汉人打又不拼命，跑又跑不快，分明是诱饵嘛。

算了，撤吧，别被汉军带到包围圈里去了。

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军队终于入了玉门关。此时，原来出疏勒城时的二十六人又减少了一半，连范羌在内，只剩十三人，而且个个形容枯槁，身上仅存的几缕破布已不能遮体。

这时，在敦煌迎接他们的是中郎将郑众。郑众亲自为这十三人沐浴更衣，以行动表达了自己对英雄们的敬意，并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给予耿恭一众人以“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的极高评价。司徒鲍昱也认为耿恭表现出的气节超过了当年的苏武(节过苏武)。

回到洛阳后，朝廷论功行赏，耿恭拜骑都尉，范羌为共县县丞。

在最后活着回到敦煌的十三人中，除了耿恭和范羌，留有名字的还有官拜洛阳市丞的石修和雍营司马张封，其余九人则补羽林，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正史里流传下来。

其实，遗憾的又何止他们？那十三个活着走出疏勒城却没能回到敦煌的士卒，那些永远留在了疏勒城的战士，那些在西域浴血奋战过的人，又何曾留下过姓名？从今回溯，两千多年来，为捍卫国家荣誉、抵御侵略者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更是不计其数。尽管他们的事迹同样令人敬佩，他们的精神同样值得尊敬，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何曾留下过姓名？

让我们永远记住两千年来那些为国家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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