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黄门北寺监狱，陈蕃就没办法了——那是宦官们说了算的地方。至于陈蕃，刘志实在是讨厌他，恨不得把他赶走，好让自己的耳根子清净些。可要罢免三公之一的太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需要有以下三个理由之一：一、最好是他自己犯了错；二、如果他没犯错，那就需要他有病在身，而且超过三个月不能上班；三、要是他的身体倍儿棒，那就得看天意，如果国家出现洪水、山崩、大旱这样的天灾，则可以以“灾异”的借口罢免之。

可惜的是，对刘志来说，陈蕃行得正、坐得直，根本挑不出毛病。尽管年近八十，陈蕃的身体却还很健朗，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儿。而且，那段时间全国即便不是风调雨顺，也没见有什么天灾人祸。

实在找不到借口，怎么办？

刘志没办法，但蔫坏蔫坏的宦官们替他想了个办法：以陈蕃之前推荐的一个官员不合格为理由，直接罢免他的太尉一职。

没了陈蕃在一旁作对，宦官们更是有恃无恐，所缉拿的党人前后超过二百人之多，甚至连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这样的高官也未能幸免。然而，宦官们的暴虐并没能吓退天下的士人。相反，因为他们缉拿的大多是天下有名的人物，不少官员不仅不惧逮捕，甚至以被划为党人为荣。更有甚者如度辽将军皇甫规之辈，自认为是西州一带的豪杰，就因为没有被宦官们视为党人而非常不满：瞧不起谁呢！

生气的皇甫规上书朝廷，强烈要求将自己也划归党人：“我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张奂既然是党人，那我就是阿附党人之人。而且，我过去被判服苦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经上书为我申诉、辩护，这是党人依附我的证据，因此我应该被连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宦官们的预期，而在黄门北寺监狱中的李膺等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屡屡把事情往宦官的子弟身上引。

宦官们一看：“我们的人怎么会干那种事，这摆明就是诬告！”遂要求李膺改口，但李膺怎么会改口？宦官们便要用刑，以“三木”之刑逼李膺翻供。

所谓“三木”之刑，大抵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加在颈、手、足三处的刑具，平时只有重犯才会同时戴这三种刑具，一般的轻犯只会选择其一，所以“三木”又借指重刑；另一种说法是，“三木”指夹棍，是一种由三根木头做成的刑具，又叫“拶”，用此物夹住人的十指，再用力一拉，奇痛无比，即《武林外传》里娄知县口中的“上夹棍，夹死(just)doit！”是也。

不管李膺遭受的“三木”之刑是哪一种，都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此在大堂之上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说法。但身为天下人学习榜样的李膺显然不是平常人，身受“三木”之刑依然不改口，一口咬定宦官的子弟们涉案。

李膺这一手搞得宦官们很尴尬：定李膺的罪吧，那得把自己人搭进去；说他胡扯吧，便拿不住他的罪名。这样一来二去，反倒让宦官们变得被动，整个局势开始脱离他们的控制。

首先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出现转机的，是颍川人贾彪。作为当时有名的学者和名士，贾彪并不热衷仕途。从新息县县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出远门了，平日里只是在家读读书、写写文章，看起来就是那种无欲无求的隐士。不过，作为曾经的太学首领，贾彪并非不关心时事。一日，他忽然和朋友们告别。当朋友问及他意欲何为的时候，贾彪的回答颇具高人风范：“我得往西边去一趟，我要是不去，这场大祸怕是没人能解决得了。”

说罢，一人一骑，潇洒西去。

贾彪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已经窥到别人看不见的制胜关键。到了洛阳，贾彪只找了两个人疏通关系，这两个人是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

在这两人里，前者无疑更关键。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他的长女窦妙一年前刚被刘志立为皇后，窦武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虽然同为窦家人，但窦武的品性及为人和之前的窦宪等人截然不同。年轻时他便以“习经术、有德行”而闻名，即便后来当了大官，也秉持着节俭生活的习惯，非但不收受贿赂，自己的薪俸也大半用于资助士人及贫民。

窦武有这样的德行，又有这样的背景，当然是贾彪口中“解大祸”的合适人选。窦武本来就看不惯宦官的行为，只是碍于自己的外戚身份，不便参与宦官和大臣的斗争，但贾彪晓以利害：“窦大人，现在不是外戚和宦官的问题，而是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是公理与私欲的对抗，大人怎么能坐视旁观？”

窦武这下有如醍醐灌顶，思想觉悟一下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第二天，窦武便上书皇帝，为李膺等人叫屈，言辞十分直接且激烈：“陛下自从即位以来，还没有过什么善政，反而被宦官们所欺诈。想西汉的时候也是佞臣执政，终于丢了天下。如果不以前事为鉴，重蹈西汉的覆辙，臣恐怕秦二世的灾难、赵高那样的事情，就都要再现了。”

刘志本就不是什么从善如流的明君，窦武如此直白的言语简直就像在当众揭刘志的伤疤，不禁让人替他捏了把汗。可这还不算什么，窦武接着又说：“陛下的所作所为不合天意，实在不值得高兴。”

与奏折同时递上去的，还有窦武的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然后，他便回家等候发落。

这样的大白话也就窦武敢说，大概是因为窦妙刚当上皇后不久，刘志多少得给她点儿面子。要换一个人，第一句话没说完恐怕全家就被拉出去斩了。

窦武的加入彻底打破了这场斗争的平衡，外戚加大臣的力量是宦官所不能抵挡的。与此同时，宦官内部对党人的态度也产生了分歧。中常侍王甫在审讯范滂等人的过程中被范滂的气节所慑服，对党人产生了恻隐之心。

在这种情况下，起初要把党人赶尽杀绝的宦官们只能选择和解及撤退。六月，在宦官们的建议下，刘志宣布将年号由延熹改为永康，同时大赦天下，把黄门北寺监狱里的二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但宣布这些人将被“终身罢黜”。

当然，把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宦官们的退却完全看成士人和外戚的成功、道德公理的胜利，恐怕也不全面。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刘志的身体这时出现了问题。不管刘志对这些党人是否有深仇大恨，保命总是第一条的。在一些农村，现在还能看到类似的风俗：当家里有人病重之时，老百姓就会通过办喜事来驱逐作祟的邪气，让病人转危为安，也就是所谓的“冲喜”。奈何刘志去年年底才立了皇后，短时间内再娶颇有困难，因此他只能用改元和大赦来“冲喜”——哪怕他在一年前刚刚大赦过。

要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志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封建迷信不可信。虽然改了年号又大赦了天下，但三十六岁的刘志还是在六个月后的十二月丁丑日驾崩了。

自打党人们从黄门北寺监狱中活着出来之后，他们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当时的士人把天下那些包括党人在内的值得他们敬仰的人物排了位次，并选出了最优秀的三十五个人作为世人的典范——值得世人学习的榜样之“三君”：窦武、刘淑、陈蕃；人中英杰的“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道德可以为人榜样的“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可以引导他人学习“三君”的“八及”：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以及不惜家财，救苦救难的“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

在这顶尖的三十五人中，“三君”的地位无疑又是最高的，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道德的天花板。然而，这三个人很快就将陷入另一场斗争中。

可惜他们只是道德的天花板，非战力或者权谋的天花板，而在封建朝廷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纯粹的道德几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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