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否对我有意思？”他内心有些激动。

石子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水漂，不久沉入水底。

“不可能，人家是校长的女儿，不要乱想！”，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还是等她来了再说吧！”，他开始胡思乱想了。

钟丽娜已悄悄地来到他身后，“你在想什么？”，她微笑着说。

金庆书回过神来，回答说：“没想啥子！”

他的手有些不自然地垂下！

钟丽娜穿着一套崭新的衣装，脚下一双皮鞋黑得发亮；头上扎着两根小辫子；嘴上两个爱笑的酒窝犹如两片盛开着的花瓣，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钟丽娜是钟校长大女儿，只有一个弟弟。姐弟俩同时上学，分在同一个班级。他们和金庆书是同班同学。

在农科小学念书的学生，只能读到初中毕业，念高中要到牛佛中学，在全校名250毕业生中只有40个上高中的名额，全靠学校推荐上去，条件是：学生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家庭成分较好。

金庆书是班长，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家庭出身：贫农！按理讲上高中不成问题。

“你知道吗，上高中的名单已经确定了！”，钟丽娜说。

“我不知道，你应该不成问题吧？”，金庆书问。

“我上不成了！”，她回答说，脸上闪烁着泪花。

“为什么？”，金庆书不解地问：“你的毕业成绩不是班上第四名吗？”

“我的名额让给我那位公子弟弟了，我父亲说：‘女孩子读书多了不好’。为此，我还给他大吵了一架！”，钟丽娜显得有点委屈。

她继续说：“听说班上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定下来，就是你和张副校长的儿子当中只能去一个，你还是争取一下吧！”

金庆书感到眼前一片茫然，说：“我怎么和人家争？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心里很清楚，和一个纨绔子弟相争意味着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

“我替你向父亲打听了，他说还得研究研究。”，钟丽娜说话很坦然。

同时，脸上表露出怜悯的神情：同情心是女孩子的天­性­，何况二人有点同病相怜呢？

两人各有所思，默默地沿着河堤走了很久、很远。

他们不知道河堤有多远，通向哪里？他们将走向何方？

天空中，明月高挂、群星闪耀；河滩上，流水潺潺；皎洁的月光，拖着他们颀长的影子；暮­色­笼罩的大地，是那样的宁静、安谧。

一阵轻风吹来，带走了他们对未来遥远的期待与梦想。

（待续）

六

六

升学的名单终于下来了，一张红榜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泥巴墙上。上面全是些公社、大队和学校领导，以及他们的姑舅老­婊­们的孩子的名字。

他们的姓名象一块不朽的丰碑，将永远载入农科小学的史册，这些学生们踩着父辈铺垫出的道路，正向新的“科学技术高峰”攀登。

金庆书和学校几名三好学生却名落孙山。他们象几朵含苞欲放的花朵，被人们摘下来抛弃在废水沟里，消逝在人们惋惜的目光中。

于是，红榜变成了几张大字报：几声无助的呐喊，变成了几句无聊的话题，校园只不过是多了一道围观的风景。昙花一现之后，学校恢复了平静，校园内依旧书声朗朗，上课的钟声还是按照它原有的节律敲响。

金庆书回家当了农民，钟丽娜“上山下乡”做了知青。

晚上,我放学割了一筐牛草交到了生产队的牛棚里。回家后，看见母亲和哥哥金庆书正在灶房里烧晚饭。

农村人的锅灶是用泥巴砌成的。灶上装有一口手拉式的风箱，风箱是用来燃烧木碳和柴草时送风的；旁边开了一个送柴草的窗口；灶上有两口相通的锅台，主锅台上放置一口大锅，副锅台上放置一口小锅；一根用砖头砌成的烟窗，从副锅台后面的小洞里顺着墙角伸出屋顶一人多高，做饭时，柴草烧烬的浓烟就从烟窗排出，飘散在房屋上的天空里。

做饭需要两个人完成，一人坐在灶前拉风箱往灶里送柴草；一人站在锅灶旁，做饭炒菜。

母亲用布袋将我不满一岁的妹妹栓在背上，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了大锅里，然后，用一把由竹签做的刷把洗锅。

洗着洗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怒火积聚在心头，她突然将刷把扔进锅里大骂道：“这些龟孙子，简直是丧尽天理。不行，老子明天要找你们那位钟校长评理！”

锅里的水溅了出来，洒落在正拉风箱的哥哥头上，脸被水打湿，挂着的水珠往身上流淌，衬衫湿透了一大块。

背袋里的妹妹被吓得直哭。

母亲侧过脸大喊了一声：“不准哭！”，并抖动了几下身子。妹妹被震住了，一下子止住了哭泣。

“钟校长已找我谈过话，说我不是他们公社的，不应该占用他们的升学名额”，哥哥沮丧地说。

我外公退休前，在大桥公社上班，他和钟校长有交情。农科小学归大桥公社管，那里的教育质量比红旗小学好。于是哥哥就转了学，现在外公已退休在家，年老体弱，人走茶凉，谁还会卖帐呢？

“是庆录吗？”，从里屋传来了外公微弱的声音。

“外公，是我！”我回过神来，往外公的病床前走去。

我那位拐腿的妹妹金庆秀，正坐在外公床上听他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最近以来，我外公有些神情愰惚，对我们特别疼爱和依恋，常常把我们叫去听他讲故事。

父亲扛着锄头收工回家时，天­色­已晚。

我家墙上挂着一盏灰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方桌上吃晚饭，我们每人盛上一大碗玉米粥，桌子上摆放一碗泡菜和一盘炒好的莲花菜，菜里一点油腥都没有。

外公的饭菜是母亲特别做的，每顿都做上一碗烘粑的猪­肉­（那时，我们吃­肉­叫‘打牙计’，要到过生日或过节时才能吃到）和一碗白米饭。

有时，我和不懂事的妹妹看着外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就急得流口水，便说：“外公你吃的啥子？好香哟！”

外公于是把­肉­放到我们碗里，母亲看到后就给我们一顿痛打。

父亲将碗筷端到手里说：“庆书，你回来得正好，现在家里正缺劳动力，你到生产队上工后，多挣一份工分可以多分点口粮，我们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还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哥哥的眼泪已经簌簌直流。

“你在放屁！”母亲打断父亲的话，说道：“象你那样大字不识一个，算啥？”

父亲被骂的哑口无言，默默地低着头喝起粥来。

哥哥慢慢地将碗筷放在桌子上，然后一声不吭，哭着向屋外跑去。

母亲追出门口，问：“庆书，你要去哪里？”

他应了声：“我想出去走走！”

大门外，天空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不久，远处的村子里送来几声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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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

我犯了一个错误：试图将童年时期所有的陈年旧事象流水簿子一样记录下来。于是，染上了唠唠叨叨的毛病，想到读者们（如果有的话）看得不耐烦、愁眉不振的样子，还有些于心不忍，而我冗长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为了不让大家等得太久，我得赶紧去买几张稿纸，用一段朴实的文字将自己杂乱无章的故事链接起来。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子。

舅舅的病世对外公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白头人送走黑发人是一种多大的悲哀。

舅舅去世后，外公把我家的房子和舅母家搬到了一起，说是好互相照顾。

一排宽敞的大瓦房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的翠竹林里掘起，瓦房正中大门面朝西山，从大门口了望，可以看见一片宽阔的农田和农田边上连绵起伏的山峦---还有我的学校。

瓦房共有五间，正中一间是堂屋，堂屋是我家和舅母家公用的，可以用来做饭厅。堂屋右边一间是舅母和表哥的卧室，另一间是则是灶房、猪圈和厕所；堂屋左面两间，是我们家的房子。

我家共有七口人（外公退休后住我家），人口较多，父母亲就在我们的两间屋子后面砌起了一间土墙，上面盖上些茅草，做为灶房、猪圏和厕所，我们一家人摆上三张木床挤住靠堂屋的一间，外公一人占在最端的一间。

舅舅的去世，最最不幸的要算我的舅母了，舅母抱着一块贞洁牌坊，孤独地过了好几年，寂寞时的痛苦，青春的­骚­动，让她难以忍受。

终于她红杏出墙了，在和生产队长暗送秋波后，频频相约中偷吃着甜蜜的禁果。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们在生产队的麦田里正行好事，被社员们双双抓住，于是，背上了破鞋和不贞的骂名。

然而，我的舅母是报复心极强的女人，她把这一切归罪于我母亲，认为是我母亲告发并带人捉­奸­的。她采用不同方式报复我们家，于是一场又一场的舌战，在我母亲和舅母间展开。

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期待美丽的人生，我们厌恶痛苦的折磨，恐惧死亡的威胁。然而，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一个生命消失了，有无数个生命在茁壮成长，人类社会就这样文明地推动着，短暂而慢长的生命过程，映证着一个时代的历程。

我的外公去世了，有人说是老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甚至，有人说是被我舅母气死的，总之，死去的人长眠地下，活着的人往前迈步。

临死前，外公躺在他的病床上，不停地喊着母亲的名字，在回光反照的那一会儿，他把我们全家人叫到床前，用手指着我，对母亲说：“让他多读点书吧，他将来会有出息！”

说完就咽气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好象有无数的话语要对我们讲，有好多的事情还没做完，带着对生的眷恋离开人世。

这时，屋子里传来母亲歇力斯底哭声。

我外公的尸体被停放在堂屋中央的棺材里，无数只花圈摆放在灵堂周围，守灵的乡亲们络绎不绝，他们都为这位兽医的逝世而惋惜，带着无限悲痛来参加他的追悼会。

我第一次体念、经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尽管有些模糊不清。

我不该争抢外公的食物。现在他再也不说话了，再也吃不下东西了，而我天真的拐腿妹妹居然站在外公身旁，拉着冰凉的手哭喊着：“外公起来吃饭了！”

在那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年代，我们还是按照外公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五公里外他出生的那个山村里。

外公死后不久，我们和舅母共用的堂屋被一堵墙从中间隔开了，屋子便一分为二。

在他去世的第三年，我最小妹妹又来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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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生产队在我家的房屋前盖建了两排泥墙茅草屋，两排房子和我家的大瓦房，围成一个“门”字型，门字的中央则组成一个院坝。

每排房子各有三间单人房。每个屋子里摆设一张简易的单人木床，上面铺上些稻草、一床草席。一副锅灶在房间的一角落里。厕所在后墙边——所谓厕所，就是在墙脚下挖上一个泥坑，泥坑通向墙外。

左边一排房子供男人居住，右边一排让女人起居。

有一天，几名陌生的皮肤白­嫩­满脸带着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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