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大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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