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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包网 >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 第三章: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

第三章: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等。

1971年官方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Сhā队的北京35中的孙康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首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

长诗弥漫着哀伤情绪:“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最后的巴黎”。这一句,所有知青读者都明白指的就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北京。“你是暴风,你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这就够了!够了!够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这些诗句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和不屈意志。实际上是1968年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声。这首诗在北京知青圈子中流传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方含1971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首诗流传到徐浩渊沙龙,同时带来了人们对这首诗的赞美之辞。这一切都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依群认为孙康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站在“文革”的视角,唱着红卫兵的老调子。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写了。

纪念巴黎公社

奴隶的枪声化为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情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孤独的剑

这首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叛逆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彻底的摒弃。“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称。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种暗喻还涉及“文革”政治,那么“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情”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取代政治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

依群的诗作成为知青沙龙告别红卫兵话语,向知青话语迈进的起步基石。它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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