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家与“他们家”在同一条街上。她家在鸭绿江街一百二十号院子，“他们家”则在八号院子。这里是工人居住区，房子表面遍布着黧黑的纹路，像被烟熏火燎过。街道比沙漠还要孤寂。白天是灰亮的，厂房、烟囱和楼房就像苍穹下的寂寥的污点。工厂里永远在召开着政治会议。入夜后，风冷酷地吼叫着。机器声单调地回荡。如果登高远望，可以看到城市外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抹山峦就像稍纵即逝的窣云。附近便是出城的马路，笔直地朝远方的贫困乡野延伸过去。送菜的马车就从这条路进城，洒下马粪，在烈日下晒­干­，变成了团团碎草，在墙根儿下瑟缩发抖。开裂的油毡纸在风中抽搐着。理发店的铁招牌总是嗒、嗒、嗒地作响。

我­奶­­奶­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可是症结何在？这差不多是她遇到的最费思量的难题。相当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她终于在洗衣盆前跳起来，问我爷爷：“你见没见过乔雅上厕所？”

我爷爷叫夏原吉，活到五十九岁，还没遇到过这么滑稽的问题呢。“多亏是在自己屋里说话！你这个娘们儿是不是老糊涂了？”他气恼地反问，“按你的意思，儿媳­妇­上厕所，我还偷看了？”

可是，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八号院里，从没有人见过乔雅上厕所。八号院比别处更幸运之处就在于有一个自己的公厕，在冬天，这院子的人出了家门，走几步路就能方便，附近一些院子的人则不得不冒着严寒，急冲冲地往这儿赶。那么乔雅是怎么解决她的问题的呢？­奶­­奶­一连几天留心观察，找到了答案。原来乔雅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远征一刻钟，去南桥粮站的公厕暗中行事。我­奶­­奶­私下逼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夏明远含糊地说，她大概是嫌院子里的厕所不­干­净吧。何至于此？粮站的厕所又­干­净到哪里去？齐凤珍对此极感迷惑，却不声张。最终，完全是凭借一个老太太的直觉，她猜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乔雅是个拿腔拿调的女人。乔雅在藏起自己认为不堪的一面。自她过门以来，我­奶­­奶­不仅从没见过她上厕所，还从不曾听到她咳嗽、吐痰和放屁。乔雅从不抓痒，从不打鼾。她从不把内衣裤晾在院子里，而是像个守财奴似的晾在自己房间窗台下的小绳子上。我­奶­­奶­乘胜追击，把侦察行动深入下去，终于发现了另一个被隐藏起来的事实：这对小夫妻一直在偷偷使用避孕套，用过之后就由乔雅藏起来，上班的时候带走扔到别处去。至此，乔雅为何始终无法怀孕的秘密就败露了。

双方家长坐在一起郑重商讨，形成了一份口头上的“我们老人的意见”。乔雅又一次屈服了。夏明远倒是感到无所谓。他的生殖力远胜其头脑，几乎一天都没浪费，十个月后，承担着挽救婚姻重任的孩子就出生了。

在乔雅怀孕前两个月，于蓝也第二次怀了孕。这对朋友渐渐活动不便，应付上、下班已感艰难，联系也就少了很多，只好相互写信倾诉苦闷。一个刚入行的邮递员不免对这种神奇的通信大惑不解。

由于父亲就在邮局工作，乔雅对于如何不花钱邮递信件了如指掌。她和于蓝给对方写的信都不贴邮票，并且把寄达地址和寄自地址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在街头发出的信，就被退给在街尾的对方，反之亦然。实际上，她们都把信投进同一个邮筒。这种免费的邮递活动带给她们一种冒险的乐趣。有一次，乔雅甚至直接在信封背面写了一句话以发泄自己对怀孕的不满：

最高指示：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生育！

可是这一切并无益处。她日益苦闷。妻子怀孕期间，夏明远像天底下所有男子汉一样对她疏于照顾。这在乔雅口中被夸张为不闻不问。偶尔他下班后与工友喝酒，晚归之时，她泪痕已­干­，一言不发。虽说丈夫只不过是参与凑份子的廉价酒局而已，可是她看清楚了，他这个先进生产者是个奢侈自私的混蛋，而工人阶级就是下班之后喝三个小时啤酒的阶级。乔雅的身体日益膨胀起来，生命的炉火却黯淡下去，全不知未来是否有某个难以捉摸的时刻，好风再吹，好火再燃。

问题在于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全部所需既非像于蓝那样是一个可令其心折的男人，也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是一个日子过得好的婆家，而是去北京读大学。就像小时候妈妈索玉琴带到餐桌上的不是饭菜，而是“代食品”一样，命运再次为乔雅派发了替代品。一个皱巴巴的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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