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冲感到，发生了某种令人紧张惶恐但与他并无关系的事情。他被乔芳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平房小院子里。院子里全是人，他看到了每一个舅舅舅妈姨父姨妈，但更多的是陌生人。他被小姨拉着穿过人群，通过触觉，感到小姨的手十分紧张。她也只有十二岁。他问她，为什么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戴着一块黑布。她说，太姥姥死了。他当然知道太姥姥死了，所以这并不能算回答。但他不准备追问下去。猛然间，小姨警告他，别往那边看！于是他立刻往那边看去。他看到了姥爷，穿着灰­色­毛式制服，胳膊上缠着黑纱，正踩着什么东西，高踞人群之上，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哭嚎着。姥爷正在钉钉子，把他的妈妈装进一个木头匣子里去。每个女人都适时地痛哭起来，而男人们呵斥她们，说太姥姥年事已高，这是喜丧，乱哭什么？女人们坚持着她们的悲伤，而男人们则坚持呵责。他们在这场戏剧中各司其职。最后，一个年纪最长的白胡子老头儿唱起了哭丧调，众声喧嚷就都停歇了。乔姥爷长叹一声，叮叮当当地敲起了锤子，给他的瞎眼的妈妈指路。他往左钉，“右边躲哎，额娘！”他往右钉，“左边躲哎，额娘！”

一朵乔启氏形状的小乌云，在天空一角浮现，与夏冲挥别。他刚想回应，却发现自己手里始终攥着一只小核桃，就把它收进蓝罩衫的口袋，妥帖地扣好了乔雅特意缝上去的口袋的扣子，才彬彬有礼地挥起手来。

院子里一片混乱。夏冲被乔芳交给了另一个人，然后又被交给下一个人，在不同的人手里转来转去，最后到了陈垚的妈妈手里，陈垚正站在她身后奋力啃着一根江米条。他穿着一条花裙子，这是因为他妈妈喜欢女孩，却没有生出女孩。陈垚妈妈说，她要去搬花圈了，命令陈垚和夏冲手拉着手。我们俩就拉起手来。陈垚继续啃那根江米条，我问：“好吃不？”他白了我一眼。我等了一会儿，又问：“你吃的是啥啊？”陈垚犹豫了一下，相当奋力地掰断了江米条，递给我一半。我陡然面临难题。我既担心伸手迟了，他反悔，又怕贸然伸手，他立刻缩回手去，于是蓄势之后神速出手，一把抢过来，塞进嘴里。果然坚硬如铁。我知道这种东西，是给长辈的过年礼物，被送给一户人家，又被转送给另一户人家，等等。我还吃过一块差不多硬的­鸡­蛋糕呢。想想看，砖头一样的­鸡­蛋糕！我捧着这半根文物般的江米条，咬啊咬啊，牙咬疼了，腮帮子也酸了，可是连点儿粉末都没有尝到，只是吃了陈垚的口水。这时他妈妈——我叫她阿姨，可我知道她叫罗燕——命令我们俩站在原地不许动，陈垚说，他就要动。他妈妈又说不许动，他说，他也要去搬花圈。他妈妈就杵了他一拳，他摇晃一下，冲她翻了个白眼。

这时我问，什么叫死？罗燕阿姨说，就是不活着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又问，那还回来吗？“傻子才想回来呢。”她用南方人的口音说，选出一个最小的花圈，“你们俩抬这个，跟着。”

其后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记忆是模糊的。记忆再次清晰起来时我看见一片瓦蓝的秋日天空笼罩在城市上空，街道上有两个小黑点，黑点之间有个白­色­圆环，正是两个小孩抬着一只花圈走在斑马线上。那两个孩子正是我和陈垚。这也说明他们已经走出了巷子，因为夏冲喜欢的斑马线只有少数马路才有。秋日的天光刚刚转暗，所以那大约是四点半钟。他俩跟随着人流，拐了一个弯之后，就站住脚看一个老头儿吹糖人。陈垚口水涟涟，扭头想找他妈妈要钱，可是送葬队伍早已不见了踪影。他们猜测着队伍的方向，往前走了几分钟，又折回去走了片刻。两个孩子发现，队伍好似水珠一样蒸发掉了。比这更奇怪的是，街上的气氛陡然一变。

夏冲还从来没在街上见过这么多人呢。人们站在街上，一动不动。好似在玩游戏，有个什么人陡然喊了一声“定”，每个人都木然地站定了。连狗都趴在树下一动不动。一切都跟刚才不一样了。

两个孩子抬着花圈走来走去，没有任何一个大人问他们在做什么。很多人在哭，有人蹲在地上，还有一些人抱在了一起。一队人哭喊着走了过去，像蓝­色­的蚂蚁，又一队人哭喊着走了过来，像绿­色­的蚂蚁。路灯亮起来，照亮了一条条通衢大道。街头巷尾，人们正在挂起条条白纱。医院里有人在哭，粮站的大门上悬起了挽联。街边的高音喇叭更响了，听起来不同往日。平时的喇叭总是传出严厉的声音，好像不停地发泄着怒火。今天的声音则又难过，又凄凉。

只有公共汽车还在照常行驶，白顶蓝身，圆滚滚的，滑过了轻工街。夏冲从没在这么晚的时间还待在室外，觉得十分新鲜。城市是寥廓和古意苍苍的。树木很多，房子都在萧疏的树枝后面。

他们走过了几条兵荒马乱的街道，又转回到了吹糖人的老头儿旁边。这个老头儿可不是单个儿的，他是食品公司领工资和粮票的正式职员。可是现在，他没有忠于职守，停止了吹糖人。在他的安放在白­色­木头箱子上的小作坊里，吊着一串儿糖的孙悟空、猪八戒、鸭子、猪和小汽车，随风摇摆着，冷了，软了，褪去了颜­色­。吹糖人的老头儿肃然而立，默默地望着西南方的天空。

陈垚抛下了花圈，趋前问那个老头儿：“同志，你太姥姥也死了？”老头儿痛感孺子无知，一跺脚，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了！”他用沾满红­色­糖浆的手抹着黏稠的眼泪。

“我­操­！”四岁的陈垚转过头来，瞪着四岁的夏冲。他们没能透彻地理解这句话，但是一个惊骇的意识同时照亮了他们的头脑。这个意识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感觉：事态严重。这个意识久久不曾熄灭，像车间里彻夜长明的电灯泡。钨丝雪亮。对于什么是毛主席，他们莫衷一是。陈垚说，毛主席是毛主席。夏冲当然知道毛主席是毛主席，所以这算不上回答。问题是，毛主席是什么？这下子陈垚回答不上来了。片刻之后，陈垚歪了歪他的嘴，率先痛哭起来。

玫瑰灰­色­的天上，云朵低低地覆压着。夏冲见陈垚哭得涕泗横流，认为他很蠢，拼命克制着不学他，还是没忍住，也跟着哀哀抽泣起来。陡然间，他又破涕为笑：“飞机，飞机！”陈垚也雀跃起来。果然，一架孤零零的战斗机在最后的余晖下掠过中天，拖着一条悲凉的凝结尾迹。

这对悲哀的、迷路的同志，穿过悲哀的、迷路的人群，继续寻找悲哀的、迷路的葬礼的队伍。可是到处都是葬礼的队伍。他们被这难以理解的一天击溃了。他们疲惫不堪，垂头丧气。花圈依旧拖在身后，刺耳地哗啦啦响着，在凸凹不平的柏油路面上蹦跳着。这是­阴­历的月中，一轮红­色­的圆月升上中天，照耀着圆石城。千家万户皆哀声。眨眼之间，全城缟素。“怎么了？”陈垚问了一个又一个人。回答始终是一样的。那答案让他们惊骇、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人们的口气。听起来这就像是在说“天塌了”。那么，怎么办？夏冲在吹过汗毛的凉风中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每个人的表情上，每一棵树的枝丫间，每一条砖缝里。没有答案。在圆石城，工厂全部停了工。人们在彻夜召开会议。街头的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中央治丧委员会公告》。蒸汽机车鸣响了汽笛。哀乐四起。一个年轻男人悲痛地晕倒了。有人紧张地拉起了窗帘。在劳动公园的栅栏边的那个十字路口，两个警察一手扶着他们的带电灯的自行车，一手按着白制服上的红领章，他们站得歪歪斜斜的，被悲痛压驼了背。

夜深以后，我们被几个大人抓住了，圈在一个街角，等候自家大人来找。身边一堆走丢的小孩，都哭哭啼啼的。这时陈垚说：“尿尿。”原来他有个习惯，­干­重要的事情之前要先说出来，比如吃饭之前，他要说“吃饭”，过马路之前，也要说“过马路”，等等。我以为他会掀起裙子蹲下撒尿，可是他没有，他站着掏出了小­鸡­­鸡­，蓄势待发。我哭累了，也困了，正迷迷糊糊间，眼前忽然一片潋滟水光，正是他滋出了一股无­色­的、明亮的尿液。尿在空中画出一个问号：怎么办？

这就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完整的记忆，生活的开幕式。我想你不可能有更浩大的开幕式了。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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