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别处，在北京，在上海，你都可以说女人总是生活在电影里、小说里、浪漫传说里。女人的身体在现实中，可是神智不在。女人爱幻想，这一点，触目可见。可是在当年的圆石城不是这样。浪漫情思，哪里都有。可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些东西，足以荡涤一切温柔与美梦。娘们儿懂什么呢？男人们总是说。女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她们的生活也乏善可陈。关于女人，惊人的故事只有一种，就是自杀。偶有不快，隐藏的愤怒一齐爆发，则生不足惜。总是有女人上吊、卧轨，更多的则是吃了鼠药。敌敌畏也唾手可得。

鸭绿江街五里就有个女人冲了六六粉服下，烧断了肠子，从此肝和肾彻底坏了。倘若­性­情风流，结局更是不妙。女人们的交际圈子狭小，偷人偷的总是熟人，被丈夫发现了，打得没办法，只有横下一条心，杀。像评书里说的，谋杀亲夫。下毒，没死，继之以菜刀。这就做了潘金莲了。事败，被捕，审讯，全招了。用绳子捆在卡车上，脖子上吊着一块瓦楞纸板——就是夏冲剪下一个圆形做“啪叽”的那种——通­奸­杀人犯某某某，打着叉，墨迹淋漓，押到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女犯尊严丧尽，涕泗横流，当场忏悔，声称恨自己。当即押赴刑场——家属要交一块钱子弹费。留下孤儿，受尽歧视。少女生活的诸般美好，一旦结了婚就告终了。女人的生活就是争吵，怨毒。

男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之将死，流下两行浊泪：“这辈子，活得太委屈了！”推进焚化炉，青烟袅袅，老友垂泪：“老张啊，这辈子不容易！”厂工会送来的挽联上必有四字：克己奉公。

鸭绿江街只有一个人置身事外，就是乔雅。夏原吉评价她说：“哼，在这个家就跟做客似的。”意外地，这是相当­精­准的观察。乔雅的生活是临时­性­的。她本该是个女大学生。她就像一个铁路小站上的女客，随时准备带着篮子离开，仅仅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而心绪不佳地淹留着。

她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她的梦。这时候，夏冲已经把《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背到了结尾处：

我若自潦倒，看汝争翱翔。

乔雅活在她的小说里。兴之所至，她也讲给两个孩子听——“至此，琼玛才豁然领悟，他就是她曾经爱过而又冤屈过的亚瑟”——平时就只是默默地读着，仿佛与世隔绝。她也活在《知音》里，一部关于蔡锷与小凤仙的电影，讲的是立志救国的将军爱上了侠义又美丽的妓汝。乔雅喜欢这电影的主题歌，织毛衣时唱，踩缝纫机时唱，洗碗时唱，从“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声音凄美、婉转、多情，一直唱到“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有时在外面她也唱。她在小凤仙的浪漫故事中投­射­了自己的梦。她注意不到别人的眼光。她夏天穿布拉吉，春秋穿­棒­针毛衣，冬天系着小格子围巾，脸上、头发上总有香气。邻居们觉得她不合群，街上的孩子们听了家长的私下议论，也嘲笑她。她依然故我。并非我行我素，而是对非议一无所知，毫不察觉。有一天，一行粉笔字写到窗子下面来了，“乔亚女特务”。“亚”是错字。这样的话实在是客气得可以，夏冲还是极受震动，一段时间里看见周围的每个大孩子都觉得是写这话的嫌疑犯，满腔仇恨。这天晚上乔雅要亲他，他冷冷地拒绝了。

毫无悬念地，当乔雅按照自己的梦幻去塑造儿子时，她把他变成了现实中的她的某种程度上的复制品，而不是她的理想的自我。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已经发生过亿万次了。

他继承了她的一切弱点，而那是她自己从不曾发觉的。当她暗自垂泪之际，却意外地看到夏冲没心没肺地嬉笑着。他不专心学习算术，却试图偷偷跑出去玩。她就像一只想当金枪鱼的猫，想教它的孩子游泳，却发现它在挥动着想象中的鱼鳍爬树。这些时候，她总是大吃一惊。

乔雅对此的反应是，命令夏冰不许哭叫，然后拉起窗帘，用夏冲自己钉的小板凳狠狠地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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