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夏冲每隔三个月左右回一次圆石城。赶上国庆节一类的客流高峰期，火车车厢挤得­鸡­笼一般，除此之外，坐火车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坐在窗边，窗外的光影便落在你身上一明一暗地交替。这时候，一种糅合了歉疚的惆怅便会涌上心头。一连几个小时，一首歌在他心中响起：

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

火车快开，请你赶快

送我到远方家乡

爱人的身旁

就算她已经不愿回来

那时的火车是绿皮火车。多是内燃机车，也有少量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开动时会发出巨大的声音，吼叫着，燃烧着，内部爆炸着。蒸汽机车的架势则要大得多，一旦汽笛响起便声震四方，喷吐出对于一个人造物来讲分量惊人的蒸汽，状如一小片云彩，久久悬在站台上方。

蒸汽机车来到小站，先是远远地鸣笛，然后减速，慢慢滑动，又一声短促的汽笛，像乐队奏出一声华丽的小号；然后它快停了，快停了，克制着惯­性­，终于停下了，发出最后的撒气声，像一位年迈的、脾气不好的、怀有恶意的将军，在一个文绉绉的场合坐下，公然地放了一个屁。

夜里，一串灯光，火车像一条在侧腹的鳞片间隐隐闪现火光的龙，掠过寒冷、木然而贫困的乡野。这一切都消失了。二十年后，铁路线上跑着的已经是子弹头高速列车，它是白­色­的、安静的，即使是白天，也像眼镜蛇一般亮着雪亮的头灯。上人下工的标志也不见了，代之以隶书“和谐号”。

离开家乡的惆怅也消失了。不要说六百里，便是六千里，也不过如同出门去了一趟便利店一般。除了那些贫穷的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在回乡之时，耳畔萦绕着《火车快开》，或者别的什么歌声了。人们继续做踏上旅途之前在做的事，回复电子邮件，或者翻开一本杂志，心无旁骛。当一个人半躺在宽体喷气式飞机上，通过高保真耳机听着《那么我将远走他乡》，也不再有什么切身体会。作为羁旅愁绪的客体的异乡不复存在了，相应地，家乡的含义也变得模糊。“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更是消失无痕。过去样式的罗曼史，无疾而终了。

这过去，耳闻目睹的一切，消亡了的、可以标记他的存在的一切，仅仅留在了夏冲的记忆里。那时，当火车驶过田野，他凝望着窗外的池塘、山丘和村庄。他用地理的距离丈量着今日与往日的距离。他感到那平凡的风景也是人生的礼物。在铁道边，不时闪过一座座碉堡和地堡。那是日本军队、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争夺铁路线的遗迹，太坚固了，历经几十年也未能拆除。

不过是一九四零年代的水泥而已—破碎机吐出的石头大便—却比人们的记忆牢固得多。

长途汽车则是破旧、肮脏的。与在小公共上一样，乘客们照例是热茶、瓜子，只是路途遥远，刚上车时­精­力四溢，不久便昏昏欲睡。更增添了耍扑克牌的骗子。车顶上载货，跟电影里的非洲乡村大巴相仿。有一次车顶装载了几十只猪仔，用网兜罩住。它们待在烈日炙烤的车顶上，想必滋味难熬。走了两个小时之后，猪仔们果然崩溃了，屎尿从车窗玻璃上像暴雨一样淋下来。余下的路程走了多久，它们便吱吱叫着排泄了多久。黄|­色­的一天，该让梵高画下来。

我再也没有得到去看陈垚的机会。高三，所有人都进入了癫狂的复习状态，唯独我和小团体里的一个家伙无所事事，每天醒来便在宿舍楼前发呆。直到开饭时间，才慢吞吞移动到食堂去，算是找到了一点儿生活内容。校方巴不得我们不进教室，免得影响别人。我们便整日懒洋洋地盘踞在宿舍门口，禅定一般。可笑的是，我总是想：这是一生中最后的自由自在的日子吧。就好像自由过似的。

跟那个女孩我谈了一次，中心思想一句话：不打扰你了。“不能跟我一起学习吗？”她问。我问：“­干­嘛呢？”她说：“我们可以考到同一所大学里去啊。”我咧嘴笑了笑，问：“对外经贸大学？”

她一时无语，也知道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太过滑稽。我们之间的故事到此结束。她埋头苦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