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便被拦在堤坝上,只远远看见陈垚他们穿着蓝白条的棉囚服,在堤坝上下攀爬着运送着什么,也许是泥土。一个狱警劝罗燕阿姨,回去吧,这儿过不去。他戴着一副眼镜,眼镜框上贴着胶布。罗燕阿姨说,你年纪不大啊。那狱警说,我刚毕业。罗燕阿姨说,那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四下荒凉无际,除了一处窝棚之外别无人烟。芦苇在风中浪涛般翻涌着。我望着陈垚在堤坝与湖水间走上走下,因为负重而摇晃着,就像一片蓝白色蚂蚁中的一只。此情此景,大概在古代燕国时便曾经有过。唯一标记着时代的是一辆喷吐着黑烟的履带拖拉机,陈垚他们抬上来垫料之后,这拖拉机就压上一遍。另一条堤坝上,还有一队人似乎在碎石。我久久地听着这广大寂静中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满耳的水声减弱了,变轻了,远了,仿佛天河的淙淙声。
夏天,陈垚出狱了。我到罗燕阿姨的新住处去看他,只见满屋子都是纸箱、包裹,原来她已经决定带陈垚回福建老家。陈垚一见我,咧开嘴笑了,说,你没怎么变样。我说,你也没怎么变,又问他,以后怎么打算?陈垚简短地说,回家,这地方不好。口吻跟他妈妈一模一样。
“也不能说是地方不好,是我命不好。我说这地方不好,你别在意,我就是随口这么说说。”他说,“这些年在里头,我也想明白了,不怪别人。就怪自己命不好。我也恨啊,可是恨有啥用?”
闲聊中,我随口问起他在“里头”的那个朋友,杜彬。陈垚说:“前几年杜彬刑满出去了,出狱不到一年就杀了人。当初判他的那个女法官,在杜彬服刑的时候跟他‘一帮一’,给他写信,劝他改造什么的,他挺感谢这个女法官的,谁知道,最后他就是杀了她。判了死刑,人早没了。少管所拿他的例子教育我们,说他恩将仇报,其实要我说,杜彬这人不是坏人。他就是心里头没认命,魔怔了。我不能像他一样。咱们跟命挣,挣不过,害自己,害家人。我现在别的都不想,就想我妈太不容易了,我平平安安的,赚点儿钱,报答她,别的都不重要。”
不久,他们呣子回了老家,福州市平潭县的一个岛。又六年后,当初审问陈垚的那位张所长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任上出访荷兰,失踪未归。路人皆知他与一桩金融案有牵连,但是不了了之。
离开两年后,陈垚打来电话,邀请我和家人去他们那儿待上一阵子。我父亲去世后,罗燕阿姨又打电话来让妈妈去那儿散心,妈妈回来说,陈垚娶了一个相当爽朗的当地女人。二零零四年我去福州出差,顺路去了他们那个岛,在轮渡上就看到已经开始秃顶的陈垚站在码头上招手。这时他已经改回原来的姓氏,叫粟垚了。我们的手又一次握到了一起,距离一九七六年在浴池里握手那一次,二十八年过去了。我的律师的手,他的曾被麻皮割伤的手。“你还是叫我陈垚吧,这个我比较习惯。”他说。他已经是两个女孩的父亲了,承包了一块海滩,养牡蛎和花蛤,住一栋水泥二层楼,二楼用于起居,一楼放着摩托车、梯子、渔网一类的家什。门前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我们吃了好多石斑鱼。我问他,你老婆呢?他满不在乎地说,跟人跑了,去广州了,我倒省心了。我说,对,省心。那时罗燕阿姨已经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两年了。
离开圆石城之前,陈垚送了我一个那一年中学生中间最流行的“千纸鹤”笔记本,扉页上写道:
赠友夏冲:
愿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朋友:陈
不停远去的火车窗口带走了陈垚和罗燕阿姨。我想起罗燕阿姨当年问我的话,他们从福建到圆石城来,图的什么?如今他们回家了。我也想起陈垚送我小提琴的那一天,我把琴放在课桌上,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啊。我还知道,在另一间教室里,陈垚正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比我更快活。那是因为他为我,为一个朋友做了一件事。那时他是一个少年,想赢得尊重,获得友情,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很多年后,我站在卡博耶特的《赛艇》前,才再次体会到当年凝视着小提琴的感觉。那是一幅画,两个戴着圆帽子的人坐在木头赛艇上,向绿荫遮蔽处划去。水流的碧色,让人想纵身跃入其中。什么是生命呢?不就是稍纵即逝的人置身于稍纵即逝的风景之中吗?你会忍不住想,生命中的欢乐啊。当然了,紧接着就是,生命中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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