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商人们分化出来，师傅和学徒们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对于前者，对那些至少还没有富裕到尝试担任公职或投资地产的人，1470年至1480年后的形势只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满意。他们的开支肯定因工资上涨的停滞而减少了，1464年至1468年后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他们曾希望的额外收益。他们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忧虑，贸易的复兴是不充分的，而且他们的顾客离去了。按照“古典的”、中世纪的原则，师傅决意通过全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消除竞争来摆脱困境。监察人被委派到各地——佛兰德斯的监管人（eswardeurs）和伦巴德的皇室总管——以保证学徒遵守工作规章和工作时间。1480年后，学徒们晋升为师傅的道路实际上被封死了，师傅成为一种世袭的身份。15世纪末之前，许多规章制度限制生产并使生产萎缩。商人们不满足于将生产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水平上，每当他们希望推进生产发展时，师傅们就结成同盟，进一步降低工资，如同在莱茵兰的师傅—锻工们的情况那样。

但是这不是乡下。学徒们远非缺少支持和力量。最初，他们充分利用时势的困难逐渐壮大他们自己的组织（在师傅控制的官方行会之外），那里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参加那些在13世纪已经使博马努瓦（Beaumanoir）担心的讨论会。由于是秘密的聚会，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在1440年前的慕尼黑，这种活动已经由面包师、铁匠和制帽匠学徒举行过；1442年在巴伐里亚和罗纳河沿岸的皮货商也发起过。到1500年，在波尔多有40个这样的组织，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分化，这些结社非常容易组织，行东们不再与他们的学徒们合住，从而不再能够监督他们。一旦工人们团结起来，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组织联盟、采取行动、*和要求加薪呢？

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被迫承担繁重的赋税，王室平民税注定更多是由农民承担（达到85%），但是其他许多的征税几乎完全落在城市上，士兵寄宿的平民税（1451年），以及维护作为城市建筑风格标志的围墙的费用（据计算，在巴黎和阿维尼翁，15到20年里为维护围墙花费了他们城市预算的一半；兰斯的这笔开支是160 000里佛尔）。在此还必须加上盐务税、城市中修建粮仓的必需费用、通行费，当然还有罚款、租金、死手捐等等。所有这些赋税在1480年至1485年大约相当于劳动者80个工作日的收入。商业从1490年至1500年以来的发展相对缓慢，更特别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法令规定，把工资降至1410年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困境。

城市的不满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那里有野蛮的暴动（有时是出于个人报复），还有叛乱。我们只有通过法庭记录才能获知第一种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个人暴力事实上占了所有已知案件的80%。这些通常是恶意破坏或抢劫，而不是人身攻击的案件。1455年对巴黎一位行东的谋杀导致了一次轰动。因为流浪者和乞丐有时包括在这些集团中，这种犯罪已经不能归因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暴动盛行在1442年至1451年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当时低地国家、莱茵兰和多瑙河地区都颇受影响；1516年至1527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大部都受到波及。除了这一最后例证（其极端的暴力可归因于其农村的背景），逝去的15、16世纪的分散的工人抗议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稍后宗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但“强硬”反抗的现象在城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互相对立，既是有组织的也与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相一致；这不是强弱要素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是两个相对立的对手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中世纪给近代留下了一个劳工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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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近代”国家

我这里使用的“近代”一词，指按照历史传统所定义的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端这一时段。尽管这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有助于减少混乱。“国家”亦被赋予多重含义，法学家们在这一多面­性­的艰巨问题上煞费心力。就像有城市国家或部落国家，同样也有封建国家。“近代”国家通常被描绘为集权国家：所有权力，至少是实体­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集中于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充分自由地使用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绝对”权力必须源自社会整体。它应包括传统、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荣誉。正如奥尔良的路易（Louis d′Orléans）被刺时，让·波蒂（Jean Retit）指出的那样：谁不同意这一点那就只是一个“暴君”。他可能会像残忍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那样被杀掉，或像英格兰的理查二世（Richard Ⅱ）那样被废黜。这意味着这个统治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行使行政职能，即使他的“臣民”（从此之后他们就被这么称呼）其实并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是这个共和国的神圣受托人，即使他像查理六世那样是个疯子或像卡斯蒂尔的亨利六世那样被证实是个白痴。

直到15世纪初，西方还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宣称拥有这种权力。家族世系、庞大的区域­性­的血统门第、来自于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这一切都很活跃，侵蚀着统治者的积极­性­、首创­性­。像教会和城镇这样的实体介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偶尔才真正控制着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司法、货币和军事力量。然而一旦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制王朝就出现了，形成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奠定了这一进程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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