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再报请九等文官或者转呈有关的官员，这样逐级呈报，案卷最后呈送到他手上。在神圣的罗斯国土上，一切都争相仿效，每个官员都模仿和扮着自己上司的派头。据说，居然有这样一位九等文官，奉派去一个不大的办事处当主任，立刻给自己隔出一间特别的房间，称之为“办公室”，门口还站着几个身穿镶有红领子和金银边饰的制服的办事员，他们紧握住房门的把手，替来访的客人开门，虽然“办公室”里只勉强放得下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大人物接见的派头和举止神气而威严，但也不太繁缛。他的这套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必须严厉。“严厉，严厉，再严厉，”——这话他平时总不离口，说到最后时还要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对方的表情。其实，这么做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整个办事处的管理机构就只有10个官员，他们本来就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了；远远见他来了，便放下公事，笔直地站着，恭候着上司走过房间。他平日跟下属谈话总是声­色­俱厉，几乎总离不开三句话：“您怎么敢这样？您知道是跟谁在说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话又说回来，他到底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善待同事，也肯帮忙，只不过是将军头衔使他忘乎所以。他获得将军的头衔后，变糊涂了，离开了做人的正道，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了。他跟地位不相上下的人在一起，倒是好好的，一个挺不错的人，从各方面看甚至也不愚蠢；可是，一旦处身于哪怕只是官阶比他低一等的人群中，那么他就变得十分可厌：一言不发，那副派头也实在可怜，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本来是可以非常之好地消遣一番的。他的眼里有时也透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凑到一起参加有趣的交谈，可是他一想到这样做可能太过分、过于亲昵和有失体面，只好作罢。由于诸多的考虑，他只得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偶尔哼那么一两声，因而博得了“­干­巴巴的人”的雅号。我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求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对于他本人很不相宜，而对于大人物又再合适不过了。这位大人物正好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多年不见、最近才邂逅的旧时老友和童年伙伴谈得起劲。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一个叫巴什马奇金的人求见。他十分生硬地问道：“是什么人？”回答说：“一个官员。”——“噢！让他等着，现在没有工夫，”——大人物说道。这里得说明一下，这位大人物分明是说了一个谎：他有的是工夫，跟朋友在谈天说地，早就把什么事儿都扯到了，因为侃得太多而长时间地无话可说了，只是一边相互轻拍着大腿，一边说：“是这样的，伊凡·阿勃拉莫维奇！”——“可不是嘛，斯杰潘·瓦尔拉莫维奇！”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吩咐那个官员等着，好让他的朋友——一个早就赋闲在家、久居乡间的人看看：官员们在他的前厅里候见得要等上多长时间。最后，谈得兴尽了，而且无言相对也够腻烦了，坐在椅背可以折叠的颇为舒适的圈椅里又抽了一支雪茄，他终于似乎是忽然想起来了，便对手里拿着公文站在门边等着报告事情的秘书说：“对了，好像那儿还有个官员在等着吧；要他进来吧。”他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副恭顺的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制服，朝他突然转过身来，开口问道：“您有什么公­干­？”——声调简单而生硬，这是他在得到现在这个职位和将军头衔之前一个星期，特意关在房里，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就心里惶然，有些手足无措，使劲转动着不大听从使唤的舌头，嗫嗫嚅嚅，比平时又添了许多“这个”、“那个”的赘词，说是他原来有一件崭新的外套，如今被人惨无人道地抢走了，他来求见大人，希望大人能出面讲讲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把外套找回来。将军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这样求见是太不成规矩了。

“怎么，先生，”他仍然十分生硬地问道，“您不懂规矩么？您到什么地方来了？您不知道怎么办事情的吗？这种事情，您得先送个呈文到办事处来；然后经过股长、科长，再呈报给秘书，最后由秘书转呈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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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0）

“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仅有的一点勇气说道，同时已经感到浑身大汗淋漓了，“大人，我冒昧地来打扰您，是因为秘书们那个……靠不住……”

“什么，什么，您说什么？”大人物嚷道。“您怎么敢如此放肆？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年轻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犯上作乱！”

大人物似乎没有留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年过半百了。因此，如果他还可以称为年轻人的话，那么除非是相对来说，就是跟七十岁的人比较而言。

“您知道跟谁在说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你懂不懂，懂不懂？我问您呢。”

这时，他跺了跺脚，直着嗓门喊叫说，即使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别的人也会心惊­肉­跳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悚然一惊，一个趔趄，浑身抖个不停，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门卫立刻跑过来扶住他，他管保摔倒在地了；他几乎是直挺挺地被人抬了出去。而大人物看到效果竟然大大超出意外，十分得意，想到自己的一席话又居然让人失去知觉，更是陶然欲醉，于是斜着眼瞅瞅朋友，想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他不无欣喜地看见朋友一副怔呆的样子，连他也受了一顿惊吓。

是怎么下楼的，又是怎么来到了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点也记不清了。他感到手和腿都僵直不灵。他有生以来还不曾被将军如此严厉地申斥过，而且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将军呢。他顶着满街怒号的风雪，张着嘴往前走去，辨不清哪儿是人行道；寒风凛冽，按照彼得堡的常规，从四面八方、从各个胡同里朝他吹来。不多一会儿，他就着凉了，咽喉红肿起来，好不容易走到家里，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他全身肿胀，倒在床上。饱受一顿申斥有时竟会有如此厉害的后果！第二天，他高烧不退。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推波助澜，病情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等到大夫来到之后，摸摸脉搏，已是无能为力了，只好开了一个热敷的处方，这只不过是为了让病人得到一点医护的善待罢了；不过，大夫立刻又宣布说，病人一天半之后定然会灵魂出窍。接着，他转过身对女房东说：“老大娘，您就别再耽搁了，给他订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太贵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否听明白了这些判词，倘是听明白了，是否感到震惊，他是否对自己的苦难一生感到惋惜——这一切都无从知道了，因为他一直处在妄谵和高烧之中。一幕幕的情景，一个比一个更离奇荒诞，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见了彼得罗维奇，请他做一件装有捕捉窃贼的机关的外套，他总觉得窃贼就躲藏在床底下，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呼唤房东太太来把藏在被窝里的贼揪出去；忽而他在问人家，­干­吗要把那件旧罩衫挂在他的面前，说他已经有了一件新外套；忽而他又觉得站在将军跟前，一边听着好一顿申斥，一边又连声说：“对不起，大人！”终于，他破口大骂起来，说了一连串最难听的话，以至于房东太太也连连画着十字，那是她有生以来也从未听过的脏话，特别是这些脏话又紧跟在“大人”这个称呼之后说出来的，到后来他说的尽是胡话，再也无法听明白了；只能猜到这些胡言乱语和纷乱如麻的思绪，翻来覆去总是念叨着那件外套的事。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咽了气。他住的房间和用过的东西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他没有继承人，二来身后的遗物也屈指可数：只有一束鹅毛笔，一刀公文白纸，三双袜子，两三粒裤子上脱落的扣子以及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旧罩衫。这些东西落到谁的手里了，只有上帝知道：老实说，连讲故事的人也不想去过问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拉了出去，埋葬了。而彼得堡少了一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依然故我，就像是从来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无人理睬，甚至连博物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生命之躯消失不见了，——而博物学家本来是从不放过一只普通的苍蝇，总要用大头钉穿起来，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一番的；一个对官员们的嘲笑总是逆来顺受、没有成就一桩不寻常的事业、便进了坟墓的生命之躯消失不见了，然而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外套这个光明的使者曾倏然一现，使他的可怜的生命瞬间活跃起来，紧接着灾难又猝然降临到他的头上，犹如人世间的君王和一切统治者都难逃厄运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厅里打发了一个门卫来到他的住处，那是奉命来催他去上班的；上司传唤他去；然而，门卫只好空手而归，禀报说他再也不能来上班了，当人们都追问“为什么”时，便说道：“因为他已经死了，大前天下葬的。”这样一来，厅里的人都知道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新来的官员，身材要高得多，写起字来不再是直体笔法，而是偏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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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1）

可是谁又能想象得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注定在死后还要沸沸扬扬地闹腾一阵子，仿佛是要对他那默默无闻的一生做些补偿呢。然而，终究是事出有因，我们这个可悲的故事出乎意外地生出一个荒诞不经的结尾。忽然之间，一个传闻在彼得堡城里不胫而走，据说夜里常有一个死去的官员在卡林金桥头和那附近一带地方出没无常，他在寻找被人扒去的外套，借口衣服被窃而不问官职大小和身份高低，一律扒去人们身上的猫皮、海狸皮、棉絮、浣熊皮、狐皮、熊皮制成的各式外套，——总之，凡是人们为了遮身蔽体而想出来的一切毛皮和皮革都照扒不误。厅里的一个官员亲眼见过那个亡魂，立刻认出那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可是，他禁不住毛骨悚然，拔腿就跑，所以没有能够仔细看清楚，只看见那亡魂从远处摇晃着指头吓唬他。

状纸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都说夜里外套被扒走了，不仅九等文官，还有七等文官的背脊和肩膀都饱受风寒之苦。警察署发布了一道命令，无论是死是活，务必将亡魂捉拿归案，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而且差一点就手到擒来了。确切点说，某个街区的岗警在基柳什金胡同里，当那亡魂正要从一个吹长笛的退职乐师身上扒去一件面绒粗毛呢外套时，当场揪住了那亡魂的衣领。岗警一把抓住领口之后，大声招呼其他两位同事，请他们抓住不要放开，而自己则抽出手来到靴筒里取鼻烟盒，让一生中冻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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