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恩师季羡林先生仙逝已近四年了。2009年7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东方早报》首席记者石剑峰兄的电话，惊悉恩师的好友、同为山东籍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刚刚去世。惊讶哀悼之余，我走进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录制棚，正准备关闭手机，突然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距离上一个只有两三分钟时间，而传来的竟然是恩师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完全惊呆了，魂不守舍，根本无法进行节目录制了，只好赶紧向现场的观众说明情况，连衣服也顾不上换，直接赶往解放军三〇一医院。这哀痛的一幕，犹在眼前，怎么也感觉不出来，那已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恩师被尊为学术泰斗，他的学术成就当然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恩师的专业学术领域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冷僻的。恩师仙逝前两年的2007年，我曾将四篇论述恩师专业学术研究的论文汇编成了《季门立雪》（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在封底特意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这些，确实是行外人士难以把握的。

那么，人们是通过什么来了解恩师这位“世纪老人”的呢？恩师又是通过什么使自己走出专业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从青灯下古卷中走向大众读者的呢？答案就是：散文。

恩师享寿98岁，在其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正如上述，从事过很多领域的研究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些领域的工作都出现过无奈的中断。可以说，基本没有哪一项研究有持续三十年以上不断的历史。而散文，只有散文创作是和老人家相伴最久的，时间超过了80年。

从济南的高中时代起，恩师就开始创作并发表散文作品。考入清华大学以后，虽然就读于西洋文学系的德文专业，但是恩师也没有停止散文写作，屡有发表，佳作叠出。也正是散文，让年轻时代的恩师在当时的文坛崭露头角，并且受知于吴宓、郑振铎等前辈先生。大学毕业后，恩师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也正是散文，使得恩师的中学母校将这位西洋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聘回济南，担任高中国文教员。当时高中学生的底子、眼界和心气，不是今天的高中生可以想象的；更何况，不少学生还比大学刚毕业的恩师年长。所以，要站稳脚跟、拿住教鞭、端牢饭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正是不断见诸报章杂志的散文，使初为人师的恩师被同事、学生认可和尊敬。

不久，恩师就远渡重洋，留学德国。原计划不过是两年，岂料这一去就是漫漫十年。乡关万里、烽火连天、饥肠辘辘、音问断绝，恩师刻苦学习、埋头研究各种在常人看来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多少凄苦、多少哀愁、多少思念、多少悲戚，都只有通过用母语写就的散文来表达和宣泄。

回国以后，由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原因，恩师在自主或不自主、情愿或不情愿之间，不断地调整改换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唯有散文创作一如既往，平衡着剧变时代里恩师复杂波动的内心世界。恩师的名字走出狭小的专业圈子而广为人知，也是由于在这个时期，恩师大量地发表散文，有的还被广播，有的则被选入了中学课本。

也许，读者朋友们会问：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季羡林先生备受迫害，惨遭批斗和殴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被迫停止了，难道老人家也没有停止散文创作吗？我的回答是：发表散文当然是没有可能了，但是，写作散文确实没有停止。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恩师的笔触更洗练、曲折甚至隐晦，老人家将散文写作转换成了日记的形式。恩师的日记持续70多年，基本没有中断。读过恩师这个时期日记的人，都会赞同，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散文。也正是这些特殊的散文，给了恩师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使老人家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生于1911年的恩师已近古稀之年，老人家不知老之将至，拼命想追回失去的时间。过去的专业研究接续上了，新的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来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接踵问世；同时，年寿既尊、德高望重的恩师最多时候还担任了上百个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恩师的散文创作不仅没有稍减，反而迎来了崭新的Ｇao潮，名篇佳构层出不穷。

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恩师基本上在医院里了。离开了必须参考的图书资料，恩师的专业学术研究不得不停止了。然而，也正是散文，成了晚年的恩师抒写自己的思绪、思考、思想的唯一载体。恩师晚年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通过散文，也只有通过散文，才广为世人所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通过阅读恩师的散文，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老人家不平凡的一生，感悟老人家的­精­神世界。

借此机会，我也想顺便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两个和恩师散文创作有关的小掌故。恩师散文风格多样，早年颇多“文艺青年范儿”，气息哀怨、惆怅，笔调沉重、浓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恩师的散文越来越由绚烂归于平淡。恩师早年的散文创作思路我不了解。我是在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的，起码从那个时候起，恩师已然是“我手写我心”，信笔写来，自由挥洒。就我所知，恩师写散文是不起草稿的。一个题目，也许会长久萦绕在恩师的脑海中。动手写作之前，恩师都会端坐凝神一段时间，整理完思绪，一旦起笔，则是一挥而就，罕见增删涂改。

世所共知，恩师毕生谦抑，从无一语自许自赞。我仅见的例外，也正是恩师对自己散文的评价了。恩师对我说这个故事是在1985年的样子：当时的恩师早已是著名的大学者了，约稿邀稿都无暇应付。但是，可能还是出于“文艺青年范儿”或者“情结”，恩师居然还将散文以投稿的方式寄往某家杂志。结果竟然是退稿。那位编辑很年轻，应该是不知道恩师何许人也，但很负责任，洋洋洒洒回了一封几千字的退稿信，谆谆教导恩师应该怎样写散文。恩师哭笑不得，却对我说了一句绝对自负的话：“唉，难道我季羡林还要别人教我怎么写散文吗？”我追随恩师二十五年，从老人家嘴里，绝对就只听到过这么一句自负的话。可见，恩师对自己的散文是非常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