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12]
[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先攻击菲律宾的意见,认定必须首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瘫痪。1941年12月7日,南云将军指挥的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袭击珍珠港,击沉美海军“亚利桑那”号等4艘战列舰,炸毁188架飞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P276-335)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0.618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倾斜战争天平的主导兵器;
有时表现在攻击点的选择上,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3]中的纳尔逊,极其聪明地把法国舰队的后卫而不是前锋定为主要打击点,使一场海战的胜利导致了一个海上帝国的诞生;
[13]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纳尔逊向他属下的舰长传授“秘诀”,即改变海战传统的线式战术。而把己方军舰分为两支,一支以90度角进攻敌舰队的中部,隔开其后卫和中军,然后集中兵力攻击敌后卫舰只;另一支切断中军和前卫,集中攻击中军,等敌前卫舰只返回支援已为时太晚。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进程与纳尔逊所预计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在战斗中他受伤致死,但英国海军大获全胜。(《世界近代海战史》,丁朝弼编著,海洋出版社,1994年,P143-155)
有时表现在战机的选择上,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把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D日,选在正处于穆斯林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阳光由西向东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举改写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4];
[14]见《第四次中东战争》,(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商务出版杜,1975年。《中东战争》,(美)乔恩·金奇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有时表现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战前德军统帅部制定的入侵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大胆地把其72个师中的53个集中在右翼作为主攻,而把剩下的19个师放在漫长战线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来,这个从未真正实施过的沙盘作业,竟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
有时表现在谋略的运用上,如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马上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睢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这一仗秦胜赵负的原因,与其说正得于秦军的强大,不如说偏得于范睢的谋略[15]。
[1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二册,P197。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事关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把视线偏离出军事领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补充、丰富甚至替代军事手段,以达到仅凭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是从战争观上对战争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愈加频繁地呈现出军事手段与其它手段进行偏正式组合的趋势。
以上种种,不论是哪种选择,都无不带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黄金律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对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主张剑走偏锋。只有避免锤砧硬碰,你的剑锋才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就是战争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语法。
如果我们把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称为美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在军事领域中的镜像式再现——偏正律,称为胜律?
主与全:偏正式组合的要义
在构成一个事物的诸多内部因素中,一定会有某个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导的地位。这个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如果是和谐的、完美的,那么,它就总会在什么地方符合0.618:1的公式。当然也就会符合偏正律。因为在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个因素”则为主导,则为偏。当一个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从关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双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锋刃。孰主孰从,一目了然。而当目的发生变化时,新的主导因素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主导因素,与现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关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黄金律和偏正律的要义。
据此出发,我们很快可以从战争纷杂的脉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络: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领域与全领域。这“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战争中的偏正关系。
仍以海湾战争为例,联军实施“沙漠风暴”的主兵器是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精确炸弹,其它全部兵器为从属;主手段是连续38天的空中轰炸,其它全部手段为辅助;主兵力是空军,其它全部兵力为协同;主向度是以共和国卫队为重点打击对象,其它全部战场目标服从于此;主领域是军事,其它领域则予以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媒体攻势之类的全面配合。
但,仅仅理清楚这层关系,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从事战争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理清而是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战争资源都是有限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国力雄厚的国家。在战争中也必须不断考虑效费比(“最小耗能”原则)和怎样把仗打得更漂亮、让战果更辉煌的问题。因此,合理并且策略地使用和分配战争资源,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十分必要。这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在战争中自觉地运用偏正律。其实,不少国家早已在此前非自觉地运用过了这一规律——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力每况愈下。不仅失去了昔日与美军对垒的超霸地位,甚至连保证国家的现时安全都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俄军统帅部虽然被动,但却适时地修正了自己的未来战略,把战术核武器乃至战略核武器,作为一旦发生针对俄国的战争时的首选主导兵器,并围绕这一选择从整体上调整了常规兵器与核兵器的配置结构。与俄军相反,因独执牛耳风头正健的美军,则把“全面优势”(陆军[16])、“由海向陆”(海军)、“全球参与”(空军[17])确立为新的三军战略目标,并依此选择数字化装备、新型两栖攻击舰和隐形远程作战飞机作为新一代兵器,大有让其取代M-1系列坦克,航空母舰和F-16这些当代王牌,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主导兵器之势。
[16]“全面优势”,是美国陆军在其《2010年陆军构想》中提出的战略目标。
[17]“全球参与”是美国空军1997年底提出的21世纪空军发展战略,用以取代应付冷战后局势的“全球力量全球抵达”的战略构想。其中特别强调了空军的6大核心能力:航空与航天优势;全球攻击;全球快速机动;精确打击;信息优势;灵活的作战支援。(见《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
从俄美对各自主导兵器的战略性调整,可看出那种以杀伤力大小为条件,选择主导兵器的做法已经过时。对主兵器的选择来说,武器的杀伤力不过是兵器的诸多技术性能之一。比技术性能更重要的是对战争目的、作战目标和安全环境的基本考虑。因此,主兵器应是对达成上述目标最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须是能与其它兵器有机组合,构成完整武器系统的主导性因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单一武器,而是“系统集成”,同时它又是更大的系统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战争目标的不断调整,在为主兵器的选择及与其它兵器的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够的上下行空间的同时,也使主兵器与其它全部兵器的主从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
[18]“系统的系统”的概念,是曾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海军上将欧文斯与他的高级顾问布莱克共同研究的结果。欧文斯认为,当代军事技术革命,不再只是军舰、飞机、坦克等武器平台的革命,而是加入了传感器系统、通信系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等因素,这些系统的介入,使军队的编制和作战方式都将产生根本性的革命。也许,今后不应再分陆、海、空军,而是“传感器军”、“机动打击军”、“智能保障军”等。(见《国防大学学报》、(现代军事》、《世界军事》,陈伯江对欧文斯的访问录)
[19]与军事革命的技术派的乐观见解不同,我们不认为技术可以穿透战争“或然性”的迷雾,因为战争的或然性主要不是来自物理或地理的阻隔,而是来自人心。
同样的因素也在影响着战争手段的运用。在战争中,把军事行动天经地义的当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则被视为辅助手段的观念正在过时。也许过不了多久,美国人就会发现,在对付像本·拉丹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动用手段中的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对拉丹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导弹,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网络上展开的金融封杀战。
手段的复杂化带来的是出乎一切军人意料的结果:战争的平民化。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兵力与全兵力的问题,除了军队内部和作战行动中兵力的调度、分配和运用,还包括全体民众在何种程度上对战争的参与。当非职业军人的战争或准战争行动,越来越多地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时,谁是未来战争的主兵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变成一个过去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我们已经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网徒”袭击美国和印度国防部网络中心的事件,即是这方面的证据。
无论是纯粹的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抑或非军事战争行动,只要是带有作战性质的行动,便都存在一个怎样准确选择主要作战方向和攻击点的问题,也就是在由整个战争、战场或战线构成的全向度上,确定你的主向度的问题。这几乎是令一切即便拥有精良武器、多种手段、充足兵力的统帅也最感头疼的问题。但像亚历山大、汉尼拔、纳尔逊、尼米兹之辈和中国古代的孙武、孙膑,却都是擅长选择出敌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选择最出敌预料的行动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叫做“间接战略”。在战争空间已经由陆海空天电广延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诸领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已使军事领域很难理所当然的成为每一场战争的主导领域。战争将在非战争领域中展开,这样的观点说来很奇怪也很难让人接受,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趋势就是如此。其实远在古典战争时期,战争就不曾始终局限在单一领域中,像蔺相如“完壁归赵”的外交战,或像墨子与公输班的虚拟战,都是在军事领域以外赢得或消弥战争的典型范例。这种跨领域解决战争难题的方式,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启示。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综合时代,已为我们开辟出了远比古人广阔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领域,使人们梦寐以求的在非军事领域赢得军事胜利,用非战争手段打赢战争的凤愿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把未来战争的胜利紧紧攥在手里,就必须对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一场也许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导的领域中,进行一场可能波及当事国全部领域的战争。至于这样一场战争将以什么武器、什么手段、什么人员以及在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中进行,眼下当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已知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战争,胜利都属于正确地运用偏正律去把握“主与全”的一方。
是规律不是定式
战争是最难说清也最让人琢磨不定的东西。它需要技术的支撑,但技术并不能代替士气和谋略;它需要艺术的灵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温情;它需要数学的精确,但精确有时会使它陷于机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学的抽象,但纯粹的思辨无助于把握在铁与火的缝隙中稍纵即逝的战机。
战争没有定式。没有人敢在战争领域里口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狂言,没有人用一种战法打赢过所有的战争;但并不等于战争没有规律。为数不多的人在常胜将军的花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窥见和掌握了胜律。
这些名字证明了胜律的存在,只是却无人道破堂奥。很久——几乎和战争史一样久——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划过天才统帅脑际的闪电,而很少意识到它就隐藏于刀剑迸击、硝烟炮火的血腥格杀之中。
其实,一切规律都不过是窗户纸,就看你能否捅破它。
偏正律就是这样一层纸。它简单又复杂,飘忽又稳定,常常被一些幸运的手指无意间捅穿,胜利之门便轰然向他洞开。它简单得可以用一组数字或一种语法去表述;它复杂得即使你精通数学和语法也找不出答案;它飘忽得像硝烟,让人摸不着边际;它稳定得像影子,伴随着每一次胜利的日出。
正因如此,我们把偏正律看做是原理,而不是定理。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原理的相对性。相对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无需精确测量。相对不是绝对的白色,所以它不怕黑天鹅[20]。
[20]偏正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或“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样的定理,而是指导赢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
不过,即或我们通过对战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胜律,但如何运用才算正确,仍是有待每个具体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机把握的问题。因为,战争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在困惑着每个胜利的追逐者:违背规律者必败无疑;墨守陈规者也绝难胜利。“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三十六计》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说,不管我们能找出多少战例,证明其胜利的原因与0.618相合,但下一个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去设计战争、战役或战斗的人,几乎必定会啃到失败的涩果。无论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运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剥、东施效颦。在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与吕岑会战中,进攻的一方都采用了亚历山大式的“斜形攻击队形”,但结局却截然不同。罗斯巴赫战役中的法奥联军指挥官照抄战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调兵布阵,企图用斜形队形攻击普鲁士军队的左翼。结果被及时调整了部署的普军,打得一败涂地。一年后,腓特烈在吕岑与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再次相遇。这回,他却妙手新裁,同样用斜形攻击队形,一举全歼奥军。一样战法,两样结果,可谓意味深长[21]。它告诉我们,没有永远正确的战法,只有永远正确的规律。它同时还告诉我们,正确的规律并不能包胜不败,胜利的秘诀在于对规律的正确运用。包括对偏正律,虽然强调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胜。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质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实战运用中,并不等于每一次都要把攻击点,生硬地选择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胜律。也许,这一次胜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这一次,“正”就是“偏”。这就是战争的艺术性,是数学[22]、哲学或其它科学技术都无法替代的艺术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敢于肯定,军事技术革命替代不了军事艺术的革命。
[21]见《西洋世界军事史》,富勒著,第二卷P201。《简明战争史》P860
[22]我们并不否认或轻视用数理方法分析战争,特别是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崇尚模糊不喜欢精确传统的国度。李洪志编著《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中,列举尼古拉·施威特等人用“贝叶特方法”,对越南战争、中苏冲突、阿以战争进行分析的事例。李洪志等人用此方法在1993年对波黑战争的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军事科学出版社)
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偏正,虽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兵家主张的“奇正”之法重合,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奇正”。因为,在古代兵家那里,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即孙子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偏正,则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手段,而是客观规律的呈现。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虽然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战例都因其美妙绝伦而令人神往,但却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因出奇而取胜,以正取胜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则不同,只要我们把每一个胜利拆开来看,不管它是奇胜还是正胜,其中都一定可寻见胜律的踪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23]引文见《孙子兵法·势》。“奇正”为古代兵家重要的战法概念,变化莫测、出敌意外为“奇”;以对阵交锋,打堂堂之阵,则谓之“正”。唐太宗对“奇正”之道颇有心得,渭桥对阵则是一个范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了李世民与李靖两人对“奇正”的种种见解。
无论我们把偏正-胜律表述得多么清晰,对它的运用都只能在模糊中进行。有时,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径。因为只有模糊才适合于整体把握,这是东方式的思维,但它却奇特地与西方智慧在0.618这一黄金点上相遇。于是,西方的逻辑、推演和精确,与东方的直觉、感悟和混沌,形成了东西方军事智慧的结合部,并由此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胜律。它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带着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严密,一如太和殿的飞檐,架在了巴特农神庙的廊柱上,法相庄严,气象万千。
0 0
一秒记住www点dier22点com,最新小说等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