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认为，战争和武器已经经历了五代，现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赵小卓《美俄新军事革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P6）

[12]1998年第11期《国防大学学报》，刊登了陈伯江对美国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的访问记。菲利普·奥迪恩多次提到“非对称作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新威胁。安图利亚·埃切维利亚在《参数》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在后工业时代最难对付的仍是‘人民战争’”。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13]美国防务专家认为，奥尔加科夫已经看到电子技术将使常规武器发生革命，并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奥尔加科夫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因体制问题而搁浅，“如果一个国家跟踪技术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坚持与其对手进行军事实力的竞赛，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罗斯在沙皇和苏联时期都是这个命运：苏联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军事负担，军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缩战略的要求。”（见美国《战略评论）杂志1996年春季号，斯蒂芬·布兰克《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对军事革命的一些看法》）

[14]1981年，美空军预计投入220亿美元就可生产132架B－2。但8年后，这笔钱只造出一架B－2飞机。若以单位重量价值计算，一架B－2是同等重量黄金价值的3倍。（见《现代军事》1998年第8期，P33，朱志浩文《美国隐身技术政策之剖析》）

[15]美国国防部对1993年1月13日空袭伊拉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技术武器存在许多局限­性­，综合效应炸弹有时比­精­确炸弹效果更好。（美《航空与航天技术周刊》1993年1月25日）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16]新概念武器主要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P3）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17]用“超杀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意在强调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超过了战争的需要，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减少了杀戮和附带杀伤。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Se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19]据英国《国际防务评论》杂志1993年4月号披露，美军大力研究包括光学武器、高能微波弹、声束武器和脉冲化学激光在内的多种非杀伤­性­武器。《简氏防务周刊》1996年3月6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非杀伤­性­武器高级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项政策，对此类武器的研制、采购和使用做了规定。

此外，据《1997世界军事年鉴》（P521－522）介绍，美国国防部成立“非致命武器研究领导小组”，目标是使非致命武器尽早出现在武器清单上。

[20]见军事科学院《外军资料》，1993年3月26日，27期P3。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变残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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