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变得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单一领域和单一手段面对复杂目标时，已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手段与目标口径不一的结果，必然是高耗低效。走出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多”，去实现“少”。也就是将多种领域中的多种战争资源优势互补，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实现最小耗费。

多维协作——为一个目标所覆盖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中，所有可动用力量间的协同配合

“多维”在这里是多种领域、多种力量的别称，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维度无关。“多维协作”是指为完成一个目标所展开的不同领域、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一定义从字面上看并无新意，在许多过时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战条令中，都可找到类似的表述。它与所有这类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非军事、非战争因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导入了战争领域。换言之，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战场，任何力量都可能用于战争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把多维协作理解为在一个具体目标的统辖下，军事之维与其它各维间的协作，而不是凡战争都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在战争面前各维平等，这将成为求解未来战争课题的一道公式[12]。

[12]各维平等，主要是要克服“军事至上”的观念。在未来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一种普通的选择。

多维协作的概念只有在被具体的目标所覆盖时才能成立。没有目标，就谈不上多维协作。而目标的大小，又决定各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如目标的设定是赢得一次战策级的战争，需要协作的领域和力量就可能涉及到整个国家甚至超国家。由此推及任何一次军事或非军事行动，无论所涉领域、力量的深浅与众寡，各维间的协作都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行动中动用的手段越多越好，而是以必要为限。各维的超量使用或用量不足，只会使行动在浮肿和­干­瘪之间摇摆，最终危及目标本身。在这里“过犹不及”的东方智慧，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实践这一原则。

此外，在对可动用力量特别是非军事力量的认识上，亟需要我们打开视野。除了对常规的、物化的力量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外，还应特别注意无形“战略资源”的运用，如地缘因素、历史地位、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以及支配和利用国际组织影响力等等[13]。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上也来一次超限行动，把极可能出现的变多维协作为平面作业的庸常之举，引向从战策到战术各级台阶的立体交叉式组合。

[13]中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平和的意识形态、没有侵略史、华人经济实力强大以及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全程调控——在战争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全过程，不间断地获取信息、调整行动和控制局势

战争是一个充满随机­性­和创造­性­的动态过程，任何企图把一场战争固定在一套预设方案中的念头，都近乎荒唐或天真。因此，有必要在战争的“现在进行时”，对其进行全过程的反馈和修正，以使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全程调控”。

由于共时­性­原则的加入，已不能把全程调控的“全程”，理解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代高技术手段条件下可能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次战斗的时间就足以完成一场战争。这将可能使战争的全程变得非常之短，同时也就大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信息技术把整个世界焊接成一张网络的今天，介入战争的因素远比以往的战争要多得多。各种因素的咬合及对战争的影响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一个环节的失控，都有可能像丢掉一只马蹄铁那样丢掉整个战争[14]。因而在气球般快要被新技术、新手段、新领域撑爆了的现代化战争面前，全程调控越来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它要求你更多的运用直觉而不是数学推演，去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它要求你改变的远不止兵力的调整、部署的变化、武器的更新，更主要的是战场向非军事领域的转换导致的全套战争规则的改变。其结果是把你送上一个陌生的战场，同一个陌生的敌人，展开一场陌生的战争。而你则必须通过对这一陌生过程的全程调控，去赢得一次陌生的胜利。

[14]在现代战争中，偶然因素也像古代战争一样会影响战争的结局。一根指挥中心计算机上的保险丝在关键时刻因过热烧断（这是完全可能的。发生在海湾上空的一次F－16误击事件的原因，就是由于“黑鹰”直升机“敌我识别器”的电路经常发热，飞行员偶尔关闭它以降温的结果），就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这也许是因为丢失一块“马蹄铁”，而丧失一场战争故事的现代版。正因此，“全程调控”是必须坚持的。

超限组合战，正是这样一种以陌生的然而也是全新的战法进行的战争。

以上的所有原则都以适合任何一次超限组合战为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并不能包打胜仗，但违反上述原则，则肯定会走向失败。对于战争胜利，原则从来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没有必胜的原则，只有必要的原则。我们应牢记这一点。

结语

信息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数

千家环球商业企业及成千上万个国

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E·拉兹洛

人类在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

潜在的上诉法庭。

——布洛克

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1]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西班牙、荷兰八十年战争和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局面，并被认为确定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前所订一切条约的基础。

[2]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担心的是，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按照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中的看法，国家的定义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单位。据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关于“21世纪安全威胁来自何方”的民意调查，32％的人认为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是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轮到民族国家。美国陆军在一份在网络上公开，却未出版的小册子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见《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王小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44－46）美国军方没有把攫取垄断利润的跨国公司当成对安全的威胁，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意识外，还在于他们把威胁仍局限在军事领域的见解有关。像微软、美孚－埃克森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对国家权威造成实质­性­威胁，甚至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结”[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从此，“戈第安之结”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设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御战争。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

后记

写作本书的动机缘起于一次世人瞩目的军事演习。三年前，因参加演习，我和湘穗在福建一个名叫招安的小城中相遇。其时东南沿海风声日紧，海峡两岸剑拔弩张，连美国人的两支航母特混编队也远道赶来凑热闹，一时间山雨欲来，军情匆迫，使人顿生“眼中形势胸中策”之慨，于是我们决定写一本书，一本能把我们各自数十年间特别是近十年来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浓缩在一起的书。

此后三年，我们打了多少电话，通了多少邮件，熬了多少通宵已无法一一细数了，唯一可以为这一切做证的，就是这本薄薄的小书。

需要预先向读者致歉的是，尽管我们写得十分认真也十分艰苦，但当流星划空般的思想变成陨石一样冷硬的文字固定下来后，你们（包括我们）仍然会发现错讹和失当之处甚多。而这，不是用“请多关照”之类的歉词就能求得谅解的，只有在下一次（假如还有下一次）再版时予以订正了。

值本书即将面世之际，谨在此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程步涛和副社长黄国荣，是他们毫不犹豫的支持，使本书得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出版；还要感谢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项小米，她一如既往地以曾为我们编辑另外四本书时的审慎甚至严苛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那么它就会，审校了全书并提出许多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除了深怀感激，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各自的家人为本书的完成所做的牺牲，这也同样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1998年3月2日－12月8日全书成稿

于北京公主坟－白纸坊

1999年2月1日记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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