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商业文化兴起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年间，两汉时基本成熟，且在此后的各个朝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就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至秦汉时期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也与国君的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对齐鲁之地的开发很早就已开始，但境内多丘陵，而且土壤为沙质，发展农业难度很大，而桑麻、渔盐等却较为适合。此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是商贾的必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齐国在建国初期“人民寡”，为了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只能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无疑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极为有利，于是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之说。而鲁国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为了生存，人们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从事工商业。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书的记载：吕尚（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后，在治国时充分利用山东半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了增强“国力”，采取“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鼓励贸易，招引外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其他各路诸侯会盟于蔡丘，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比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与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由此出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担任齐国丞相后，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还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比如：民营盐铁生产需要上缴国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晏婴担任齐国丞相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工商不变”政策，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至战国年间，齐国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通行、商业繁荣、商贾众多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丰富，鱼、漆、布、盐、帛等都增加了商业市场的物资品种。至战国时，各国间的贩运业大为发展，各地特产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