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分娩过程中对助产手段和镇痛剂的大量使用使得分娩过程还是得由医院来完成，因此大多数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随着剖腹产手术的不断进步和许多其他的­妇­产科助产技术的提高，在公元20世纪末，对于­妇­女们来说，分娩后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已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她们还希望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消除对­妇­女身体的禁忌和加强对­性­知识的教育减轻了许多­妇­女们对生育的不安。直到这时，还有些母亲由于自己的无知，直到分娩时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在­妇­产科专家格兰特里·迪克瑞德公元1942年出版的《无畏分娩》一书中，一位­妇­女回忆到她第一次分娩时的痛苦：

“就在那最后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这让我很震惊。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我都不知道那时在想什么，但突然间我知道了这个孩子必须从那里出来，我知道……，噢!我太吃惊了，也太害怕了。我就说：‘求你了，你能不让他出来吗？我不在乎有多痛，我能忍得了痛，但求你别让他出来好吗？’”

历史上第一次，分娩不必一定意味着令人难忍的痛苦和可能出现感染和死亡。除了书中的夫人以外，许多­妇­女都开始觉得当她们分娩时，有些东西在莫名地消失，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分娩——这一生命中极其特别的时刻成为一段虽安全但却平淡无奇的经历。

格兰特里·迪克瑞德是早期提倡安全又有意义的分娩的先锋之一。在公元20世纪40年代，他跟访一位在伦敦分娩的­妇­女，他开始调查研究医院为产­妇­所提供的一系列护理方案，那位产­妇­在她分娩时没有感到疼痛，所以她拒绝了提供给她的氯仿剂。她曾告诉过迪克瑞德：“这根本不疼，它本不应该疼，不是吗，医生？”

这件事让他开始相信，­妇­女在分娩时感到剧痛无比是因为她们自身的恐惧与压力而非来自生孩子本身。他觉得，如果­妇­女们能够对分娩过程有很好的了解，而不是一味地被告知在分娩时只有剧痛在等着她们，那么她们很可能减轻所有的痛苦。国家生育基金会在公元1956年成立，致力于向人们推广这种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点”。

从这时起，­妇­女们开始思考她们以前分娩的状况。许多人后悔因为被注­射­麻醉剂而使分娩过程在她们脑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有些人只记得一个劲儿地抱着已经被医护人员清洗­干­净、扑了粉穿好衣服的孩子的一幕。至此，对分娩过程主动权的探求开始了。

在美国，随着法国­妇­产科医生菲德那德·拉梅兹的《无痛分娩》一书的出版，这种变化开始了。他对公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俄罗斯使用的古老民间做法做了研究，­精­神心理预防是一种让病人­精­力集中、处于放松状态的疗法。这种疗法显然对减轻痛苦很有效。他还在众所周知的“拉梅兹疗法”中加入了“快速浅呼吸疗法”，这一疗法在一位旅法美籍女作家所著的书《感谢拉梅兹医生》出版后，在美国很受欢迎。当她分娩时，因受益于这一疗法而心存感激，所以写了这本书。这一做法不但让­妇­女们在分娩时拥有了主动权，还给了她们自信，因为她们觉得这些原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自从医生掌控分娩过程的主动权以来，­妇­女们第一次开始把她们自己看做分娩过程中主动的参与者。

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其他的分娩思想开始出现在新思潮的变迁中。法国的医生弗莱德瑞克·勒鲍耶尔将注意力由产­妇­转向了婴儿。他觉得出生对于婴儿来说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婴儿们出生时痛苦的表情和绝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证明。勒鲍耶尔想为出生的婴儿们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儿们应该在出生后马上放到母亲的腹部并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很早以前，人们就觉得新生儿们应该待在与他们的生长环境——子­宮­相仿的地方，而勒鲍耶尔的这些原理正是这一说法的延续。

勒鲍耶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意大利女医生玛丽亚·蒙太素瑞就写过关于一个刺激­性­强的新环境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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