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司令部传达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指示­精­神，务必于6月6日傍晚之前围歼登陆之敌，粉碎敌人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支援图谋，在今晚结束之前务必将业已登上海滩之敌全部清除。

———1944年6月6日16时55分

然而，在6月6日晚间，在诺曼底海岸的盟军部队并没有像德国人预期的那样被“清除­干­净”！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德国人的这种梦想也没有能够实现！

就在西线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的同时，东线德军的处境也开始每况愈下。自从1938年以来，希特勒和他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向全世界诡辩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纯粹的自卫战争，他们炮制的这个弥天大谎到了1944年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现实。这时的苏联红军与1941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经过3年多的浴血奋战，他们拥有了一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军官队伍，一支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机械化部队，以及一套灵活机动、富于创新­精­神的战术学说。在战争初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援助项目，对于苏联在重创之下生存下来、免遭灭亡的命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苏联的军事工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且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仅在1944年就生产了290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122500门火炮和迫击炮、40300架飞机和亿枚鱼雷、炮弹和炸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德国军队已是穷途末路，与包括苏联红军在内的任何一个敌人相比，其装备水平和实际战斗力已经不可相提并论了！

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战胜纳粹德国，主要是因为占据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及苏军将士身上迸发出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军队难以望其项背的。在当时的德军内部，各军兵种和各部门之间相互攀比、猜忌和嫉妒，倾轧之风盛行；总参谋部被一些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的人员把持着，他们容不得任何新颖的见解和创意，始终受到“战争理解能力低下”的困扰（英国皇家军事学院Ｈ.Ｐ.威尔莫特如此评价）；在军队现代化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在战争中德国陆军有85％的部队在进行作战机动时仍然依赖骡马等原始运输手段；最为严重的是，“第三帝国”领导层对于德国陆军心存疑忌甚至敌意，他们虽然对于军事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却往往随意Сhā手前线指挥官的作战决策与指挥活动，极大地­干­扰甚至贻误了战机。由于这些原因，德国军队在1939—1943年期间曾经拥有过的诸多战略优势，到了1944—1945年时就不复存在了。威尔莫特经过缜密分析后认为，德军作战条令严重过时却始终一成不变，机动能力低下且不能及时得到提升，战线过于漫长而不能得到合理收缩，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预备队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集结……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进入1944年后，等待东线德军的无疑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激烈角逐 明争暗夺“重大战果”(1)

1945年最初几个月，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准备向柏林发起最后攻击。看起来，双方将对“第三帝国”首都展开激烈争夺。但出人意料的是，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Ｄ·艾森豪威尔却有着另外的打算。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本质上是“另类手段的政治”。这种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在1945年春天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美英盟军和苏联红军即将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发之际，得到了最为准确的验证。

1945年年初几个月，盟军和苏军潮水般地涌入德国腹地。当时，3个英美集团军群由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Ｄ·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3个苏联红军方面军分别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伊万·科涅夫元帅和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指挥。就在美英盟军1月份击退德军在阿登的反击之后，苏军和盟军两大集团随即均以惊人的速度突入德国境内。3月22日，美国第3集团军在乔治·巴顿中将的指挥下渡过莱茵河，以每天高达50公里的速度，穿过德国中部向东推进。美军的快速推进令德军始料未及，几乎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3月28日，美国第9集团军第82侦察营的坦克行驶到一条铁路­干­线附近，停下来向上级汇报自己当前的位置。就在这时，一列满载兵员、装甲车辆和枪械的德军火车突然出现。对于当时的场面，第82侦察营营长惠勒·梅里亚姆中校这样描述：“德军火车从我军坦克中间轧轧地驶过，双方士兵呆呆地对视着，没有一个人出声，也没有开一枪。看来，德国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已经渡过了莱茵河！”

东线德军的抵抗异常顽强，而苏军部队的推进场面更是气势磅礴。截至2月初，苏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成功摧毁了德国Ａ集团军群，穿过波兰和东普鲁士抵达奥得河，在距离柏林7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3个坚固的桥头堡。到3月底，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肃清了波美拉尼亚的德军；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占领了西里西亚，继续向南面的尼斯河挺进；朱可夫对奥得河西岸的桥头堡进行大力扩大，达到纵深10公里、正面约50公里的规模。

但是，这些可喜的胜利也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盟军地面部队进展异常神速，远远出乎决策层的预料。盟军空降部队对此十分不满，担心自己将失去参加这场战争最后一次突击的机会。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往往快速通过预先划定的空降区，使得空降部队不得不屡屡放弃自己的任务。美军第101空降师副师长Ｊ.希金斯准将抱怨：“地面部队的做法分明是想把我们挤出战争。”然而，让地面部队指挥官们更加为难的是，他们目前的军事行动需要与政府未来的政治意图挂起钩来。1944年12月，德国在比利时阿登山地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最终惨遭失败，为盟军在1945年春向柏林进军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此次战役之前，各国对于如何安排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最多只需要达成一个模糊的共识即可。如今，在战争日益临近尾声、盟军占领了德国大片国土的情况下，盟国不得不考虑未来如何部署占领军、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政府等问题。在消灭法西斯德国的进程中，美英盟国和苏联均主张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同时对各自攻克的德国领土实施占领，这就需要制定具体方案予以落实。双方高层担心，在从东西两线同时向德国腹地推进的途中，己方军队轻率地朝对方快速挺进，很有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1939年，德国和苏联在波兰就曾出现过类似的冲突，尽管双方事先已经约好如何瓜分波兰，但最终还是发生了短暂冲突，均损失惨重。

然而，最大的分歧却存在于英国和美国之间。早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就曾在如何管理德国人口以及西北部发达的工业区（包括汉堡、不来梅和不来梅港等三地的重要港口）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美国的占领区应当从德国西北部边境沿着莱茵河向下至美因茨，而后向东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从那里再往北至莱比锡，东北抵达斯德丁和波罗的海。尽管所有人都认为柏林应当由美英苏三国共同占领，但从战略位置上讲，柏林恰好位于美苏两国占领区的分界线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坚持认为，根据地理位置和军事行动位置（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Ｌ·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位于艾森豪威尔所指挥的三个集团军群的最北侧），德国西北部应当由英国占领和管辖。此外，所有人都清楚德国东部应当由苏联管辖。但在这个问题上，与罗斯福相比，丘吉尔主张给予苏联更多的占领区，接近1939年之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尽管丘吉尔也同意柏林由英美苏三国共同占领，但还是主张柏林应当划归苏联管辖。当然，对于英国人的主张，斯大林很快就在1944年2月18日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上表示赞同，但美国方面继续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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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角逐 明争暗夺“重大战果”(2)

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美国军方表示反对，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难以作出抉择。与英国和苏联军方领导层不同，美国的将军们往往不考虑政治目的和战略动机。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军事指挥员的角­色­，认为自己只是在军事指挥方面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其他成员一道采取军事行动，突入德国腹地并消灭其武装部队”。他将这一要求理解为：要确保盟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击败德军。至于战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置德国以及处理战胜国内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在艾森豪威尔和绝大部分美军领导人看来，既然美国集团军群此前一直驻扎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并且已经完成了在西欧海岸登陆的任务，他们就应当驻守在英军当时所处位置的南面。1944年8月，艾森豪威尔致电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展望未来占领德国的前景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纯军事基础上解决占领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保持我军各部队目前的部署现状……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命令！”事实上，盟军部队接下来也的确这样去做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关于分区占领德国的大规模论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会见丘吉尔时作了让步，表示同意英苏两国的方案，其中包括同意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和萨尔地区。

但就在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于柏林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盟军一致同意彻底毁灭纳粹德国以来，根据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观念，“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将是一个“重大战果”。此时，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中。与其他人相比，颇具政治头脑又很有人缘的蒙哥马利也许更想获得这项殊荣。在盟军尤其是英军中间，一种建立显赫战功的欲望正在迅猛滋长，他们在密切关注着苏军的意图。1945年3月27日，蒙哥马利致电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恳求艾森豪威尔允许自己单独对柏林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血腥突击”，遭到坚决拒绝。当时，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在1944年9月“市场花园行动”中，盟军对阿纳姆采取的“狭窄纵深突击”战术的惨败，决定在向前推进时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坚持他的“宽大正面”战略，即在保证第21集团军群主攻地位的前提下，美军各集团军应以积极的助攻相配合，以使盟军全线推进到莱茵河西岸。此外，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最终将会被苏军攻克。鉴于盟军当前的获胜速度以及德军即将溃败或投降的前景，柏林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西线盟军此时再把柏林作为主攻目标就丧失了意义。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策：首先，苏军以惊人的速度横扫波兰和普鲁士。由于德军1944年冬季在阿登山地突然对盟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苏联最高统帅部于是下令前线苏军提前对德军发起进攻，以减轻盟军的压力。在补给线和交通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军依然大举穿过波兰西部，不到3周时间便突入德国心脏城市勃兰登堡，并于2月初沿奥得河成功建立了桥头堡。就在蒙哥马利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前夕，苏军的3个方面军已经占领那里将近两个月之久。3月11日，艾森豪威尔设在兰斯的司令部收到情报（后经证明不准确）称：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抵达奥得河西岸的泽洛高地，距柏林仅有45公里。当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于苏军的作战计划和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除了最高层的政治接触外，英美盟军与苏军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以便进行联系和合作。鉴于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打算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他的苏联同行进行沟通，以便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向“第三帝国”心脏柏林推进的问题上，即使像美英这样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也很难进行良好合作，更何况苏联红军与美英西方盟军这两个长期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伙伴。今天，尽管用冷战思维来解释当时的东西方关系显然不符合实际，但苏军与美英盟军结成的同盟的确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联姻”，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在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双方的分歧尤为突出。由于胜利在望，同盟国政治高层不得不开始为战后的欧洲作打算，“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赔款细则以及波兰新政府的问题展开了最后的争论。由于盟军和苏军仍在同德军进行激战，同时美英两国希望说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于是只在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三国军队如何在波兰部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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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1)

随着苏军和盟军的步步进逼，大多数德国人逐渐认识到德国走向最终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们开始盼望能够早日结束战争，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落入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之手。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现在讨论的并非如何投降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西方盟国达成某种条件的妥协，而后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一直到1943年和1944年之交，纳粹政权鼓吹的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美梦一直迷惑着大部分的德国民众，他们对于纳粹政权表现出空前的支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个独裁政权都在对普通的德国民众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即使那些因为非日耳曼血统而受到歧视­性­对待的非主流的民族和团体———犹太人、吉普赛人、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平主义者和残疾人———也毫不例外。然而，纵然有许多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不感兴趣或者持保留态度，但这个独裁政权在很短时间内还是创造了许多值得吹嘘的政绩，譬如就业率上升、消费品充裕等等。更为重要的、最能够迷惑德国民众的一个原因在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恢复了昔日的荣耀和尊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德国人对于纳粹政权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暧昧态度。

截至1944年底，纳粹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迷梦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迅速走向破灭，他们一手发动的用来实现野心的战争全线溃败，大批德军不是客死异国他乡，就是丢盔弃甲向本土败退。如今的德国，面临着比纳粹政权上台前更高程度的羞辱和毁灭。1945年初，苏联和盟国军队从东西两线同时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德国军队遭受致命打击，经济也因为大片国土沦丧而陷入停滞。德国不但丧失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就连构筑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的能力也丧失了。1945年2月，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已经锐减为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在东线，德军兵力锐减到103个步兵师、32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他们却要对抗强大的敌人苏联，而对方仅预备队的兵力就是自己的数倍。在东线与苏军的激战中，德军阵亡295000人，被俘86000人，损失火炮和迫击炮15000门，坦克2995辆，机枪26000挺，摩托化车辆34000台，飞机552架。截至1945年3月底，德国在莱茵河西岸据守的最后一块领土迅速萎缩，最终在卡尔斯鲁厄西北部的兰道附近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突出部。在东线，德军在库尔兰（今拉脱维亚）到东普鲁士之间布署了51个师进行据守，但他们很快便被苏军切断并团团包围。

1945年1月30日，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纳粹领导层中最富才华、最有独立思想的官员———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就当前德国面临的形势坦率地指出：“（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鲁尔工业区遭到接连不断的轰炸，西里西亚如今也落入苏联红军之手，施佩尔据此判断，德国铁路、工厂和发电站储备的煤炭只够用2个星期。事实上，施佩尔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1945年的煤炭产量只有1944年的四分之一，钢产量只有六分之一。由于燃料极度缺乏，驻克雷菲尔德的一个拥有37架飞机的战斗机大队每三天只能起飞一次，作战半径仅有100公里。施佩尔还指出，他在1944年10月视察驻意大利北部的第10集团军时，发现当地驻军的150辆卡车竟然用牛来牵引。在报告中，施佩尔最后这样总结道：“在失去上西里西亚之后，德国的军事工业再也无法满足前线对弹药、军械和坦克的需求了……从现在开始，面对敌人庞大的资源优势，单靠士兵的英勇作战是不行了！”这时，许多德国大城市开始遭到美英盟军的猛烈空袭，尤其是柏林。这个城市几乎遭到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轰炸，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白天实施进攻，英国皇家空军则在夜间进行轰炸。

一些头脑清醒的德军官员和柏林市民已经认识到，敌人在几周内很快将攻入这座城市。截至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盼望的并非是德国国防军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而是希望由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因此，听说美英军队进入德国境内并向前继续推进时，柏林人的内心在感到绝望的同时，竟然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期盼，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情感。时年45岁的玛丽亚·库克勒是柏林城的一位家庭主­妇­，她告诉记者科尼利厄斯·瑞安，自己时刻准备走上战场阻击红军，一直坚持到美国人到来。除了普通的柏林民众外，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也抱着几乎同样的想法。其实，就连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例外，他们普遍认为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将很快分崩离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2)

Ｈ·Ｒ·特雷弗－罗珀，第一个撰写“第三帝国”覆亡历史的盟国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体会到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人的刻骨仇恨。当然，德国对于西方国家以及那些阻挠其实现霸业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同样非常憎恶，但客观地讲，无论出于荒谬至极的种族理论还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纳粹德国对于苏联人都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仇恨。纳粹德国高层一直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一个官僚化、犹太化的国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英法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苏联其实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可怕的威胁。不过，纳粹德国高层深信，由于苏联和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反纳粹同盟将很快崩溃。届时，西方盟国由于担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造成的后果，一定会主动上门与自己媾和。1月27日，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渡过奥得河，距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召开例行­性­的元首会议，会议记录准确记载了这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于苏联人的这些进展会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苏联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苏联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于苏联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一份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一根游丝之上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自己一道去击败苏联。

英国人的电报始终没有到来。相反，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和纳粹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自己拟订的和平方案与英国人或美国人私下进行沟通。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41年5月份，当时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就曾经单独驾驶“梅塞施米特”110型战斗机飞往苏格兰，希望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随着战场形势在1942—1943年期间的逆转，到了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堵住了城市各个出口。在此情况下，此类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元首会议举行前两天，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军拜会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请他设法马上同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以便集中剩余德军全力对付东线苏军，解救柏林。然而，这位外交部长立即跑到希特勒跟前告密。古德里安不但因此遭到希特勒一通臭骂，还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与此同时，施佩尔也在绞尽脑汁地寻求有效途径，力争在德国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和占领之前结束战争。2月中旬，几近绝望的施佩尔甚至策划了一项计划，密谋刺杀希特勒、戈林、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以及纳粹党务部长罗伯特·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然，这种在最后一刻试图结束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相反，盟国方面却口径一致，坚决要求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战争。事实上，就在战争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最高领导层无论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局势判断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低劣。希特勒，这个曾在1941年11月攫取了德国军队全部指挥权的赌徒，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天才的、大胆的战术家。在军事研究和指挥领域，他一再拒绝职业军事家和专家们的建议，很少考虑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切实可行。1944年12月，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警告，下令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地和卢森堡北部发起反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西线大批德军陷入绝境。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却是东线德军的危险处境。希特勒当时还曾试图在东线发起一场猛烈反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就此事向希特勒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根据他所要求的进攻规模，将把大批后备部队和坦克投入到一个注定失败的战场上，从而无法及时增援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据守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据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莱因哈特·盖伦分析，苏联人随时可能发起一场大型攻势，兵力规模预计达到225个师和22个装甲军。当时，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3)

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简直荒谬之极！无论他是谁，都应当把他关进疯人院，让他彻底闭嘴。

就在这时，古德里安也发火了（这种场面在最后几个月里经常出现），尖锐地回敬道：

如果你打算把盖伦将军送进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事实上，无论是盖伦还是古德里安，均不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在整个苏德前线，苏联红军拥有600万人之众，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仅有200万人。1945年1月12日，古德里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就有163个师之多———从其所在的桥头堡出发，渡过维斯瓦河，于1月17日占领华沙，随即向西里西亚煤田扑去。1月27日，朱可夫的部队抵达奥得河，还在西岸的吕本建立了一处桥头堡。截至2月底，他们已经沿着奥得河构筑了一条150公里长的阵线。

灾难接踵而至。随着美英盟军在西欧开始反攻，防御西线的德国驻军一触即溃，德国西部边境岌岌可危。自从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以来，德国军队将第一次与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这种局面让所有德军将士始料未及，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接受。此外，在全力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希特勒比他的朋友高明一筹：他一直不愿下令动员全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投入战争，坚持将生活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以保持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民心和士气。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德国社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仍然与战前保持一致。希特勒还拒绝动员德国女­性­进入经济领域工作。根据他的种族主义谬论，日耳曼女人应当呆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生产“纯种的雅利安人后代”。当时，德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曾经提议征召女­性­进入工业领域，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样做将会牺牲掉我们最宝贵的理想，代价太大了”。据统计，在战争期间，英国动员了225万女­性­从事社会生产，而同时期这样做的德国女­性­只有18万人。

然而，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眼里，将大批的老人和孩子送入地狱却不属于一种“巨大的牺牲”！1944年秋季，德国再次修改兵役法，规定15～18岁和50～6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入伍作战。随着该项政策的出台，纳粹国防军又搜罗了50多万的兵员，这些老人和孩子大部分被分配到了25个新组建的国民掷弹兵师和国民装甲师。由于缺乏作战经验，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往往遭受惨重损失。1944年9月，施佩尔在视察比德堡附近的某个国民装甲师时，该师指挥官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过的一场战斗。在这场并非特别激烈的战斗中，该师共有32辆坦克参战，10辆由于驾驶员技术低劣导致非战斗损毁；另外22辆坦克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误入一片开阔地带太深，被美军反坦克部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15辆，最终只剩下7辆。此外，纳粹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还奉命征召大批老人和少年，组建“国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民兵组织，协助正规军进行本土防御作战。其中，国民冲锋队的规模达到了150多万人。

1945年2月，近乎绝望的德军对苏军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发起反击。国民冲锋队也参与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大战斗。其中，第108国民冲锋队营被仓促组织起来，每人领取了沙漠作战靴和褐­色­军服，这种装束很容易被德军正规部队误当作苏军部队。更加糟糕的是，纳粹当局配备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制造的老式步枪，还有少量没有保险丝的手榴弹。在这些队员中间，许多人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但他们在柏林战役开始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当时，曾有一个国民冲锋队营在战斗中丢掉了阵地，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居然下令将年过六旬的营长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在最后几个月的混乱中，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在西线，美英盟军经常吃惊地发现，在与自己殊死搏杀的德军中间竟然有许多女人和孩子。美军第84步兵师的罗兰·科尔布中尉回忆，自己的部队在向易北河推进的途中，曾与许多年龄大约12周岁甚至更小的德国娃娃兵遭遇。这些孩子们在战场上往返奔走，运送炮弹，“他们宁肯战死，也不愿投降”。美军第2装甲师的詹姆斯·霍林斯沃思少校回忆起他亲身遭遇的一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他的部队在比勒弗尔德附近与德军一支装甲训练分队遭遇，双方随即发生激战。霍林斯沃思少校用英寸口径的机枪朝着一辆满载德军士兵的卡车猛烈扫­射­，敌人纷纷应声倒地。最后他们才发现，那些几乎被子弹打成碎片的竟然全是女人，这让他们极为惊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4)

最后时刻的决战即将来临。摆在风雨飘摇的“千年帝国”的军政高层面前的惟一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暴？过去，希特勒和他的心腹们总是不切实际地白日做梦，如今纷纷陷入困惑之中。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发现，在最有权势的纳粹领导层中间，有许多人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一直利用纳粹意识形态为个人攫取政治上的最大好处。当然，在希特勒身边，也不乏像宣传部长戈培尔这样的死心塌地的走狗，在他们看来，接受失败和有条件投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

自从1944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的“将军­阴­谋”以来，惊恐万状的希特勒几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逃亡者，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从他躲藏的6个掩体中的一个逃到另外一个。但是，到了1945年1月16日，他终于停止了东躲西藏的脚步，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茓­居下来。长期以来，有很多文字连篇累牍地介绍在最后几个月里，总理府地下室这个疯人院里曾经上演的一切丑剧：偏执、妄想、沮丧和幻灭等。在所有人笔下，这里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地方。在这个狭窄拥挤、­阴­暗潮湿、散发着臭味的洞|­茓­里，希特勒狂躁、郁闷的情绪被放大到了极限，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这位元首永远不能接受有关失败的任何言论，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人谈论撤退的事项。在1942—1943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执意不准陷入绝境的第6集团军撤退或投降，并向指挥官保卢斯元帅下达一道臭名昭著的指令：“必须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你们的英勇坚持对于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就这样，在他的固执和愚蠢下，285000名德军将士被蓄意送进了地狱和苏联人的战俘营。到了1945年春天，面对每天关于城市和人员损失情况的战况简报，希特勒总是与将军们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就像一名传教士抨击妓院的邪恶和不道德那样，喋喋不休、声­色­俱厉地指责手下背叛、出卖了他。据有些目击者介绍，希特勒在­肉­体和­精­神上逐渐走向崩溃，几乎进入昏迷状态的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嚎叫，他总是把诅咒的矛头对准古德里安这位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2月13日，希特勒在听到一些不利消息后，再一次朝古德里安暴跳如雷。后者这样回忆道：

他站在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气得脸­色­通红，全身发抖。暴怒之下，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在每次发作之后，他都会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指着鼻子继续恶毒地咒骂我。他几乎是在嚎叫，两只眼睛瞪得简直要蹦出来，额头上青筋毕露。

希特勒这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他的将军们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不愿意也不能够打断他的诅咒。然而，即使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受希特勒赏识的人，他的“艺术家朋友”———也在不断地给他带来坏消息。在1月30日的备忘录事件之后，希特勒拒绝再次单独会见施佩尔。他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施佩尔）总是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希特勒却在1945年1月19日下达元首指令，要求师级以上的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将所有的作战计划———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向自己汇报，“他们必须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作出决策时进行­干­预，必须确保我的反对意见能够及时传达到前线部队。”这道命令牢牢地捆住了指挥官们的手脚。到了3月中旬，西线美军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突破莱茵河，东线苏军也开始沿着奥得河集结兵力构筑阵地。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和戈培尔才开始密切关注盟国下一步的动向。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始终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信仰。他顽固地认为，正如《圣经》中上帝通过人类的自相残杀来“纯洁”世界一样，日耳曼民族的最终失败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前的大灾难，德国将和世界一起灭亡。在回答施佩尔3月15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时，希特勒说道：“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由此可以看出，直到末日临近，游荡在希特勒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5)

其实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见地方各级纳粹头子时，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这场斗争中被征服，就说明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它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注定只能毁灭。”1934年，希特勒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目的：

即使我们不能够征服敌人，我们也要拖着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能让任何人打败我们……我们决不能够屈服！不，永远不能！如果我们被摧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希特勒签署了一道灭绝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尔的说法，在这道命令中，“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区，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厂、煤气厂、电力设备、电话交换机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给卡、婚姻和居住情况档案、银行账户等；粮仓也要予以摧毁，农田要放火烧掉，牲畜要全部杀光，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纪念碑、宫殿、教堂、城堡、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统统要夷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区生活的德国民众必须根据命令进行迁移，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沦陷区里。1944年9月7日，纳粹党报的一篇社论鼓动民众：

对于敌人，绝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麦穗留给他们食用，绝不能有任何一张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们通风报信，绝不能有任何一只日耳曼人的手臂伸出去帮助他们！将他们面前的每一座桥梁摧毁，每一条道路堵死！除了死亡、灭绝和仇恨以外，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命令，这项政策将由纳粹党的各级机构、国防委员会和纳粹国防军共同实施。希特勒还特意补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与本命令相抵触的，均告无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试图保存德国人民在战败后起码的生存基础。如今，希特勒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专门针对施佩尔的这种努力下达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经告诫施佩尔：

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种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东西摧毁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那些强大的东方民族。况且，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劣等货­色­，真正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书马丁·鲍曼同样签署了一道野蛮的命令，要求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劳工和战俘，全部徒步迁移到德国中部地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时，如果该命令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悲惨后果。

在希特勒团伙最后导演的这场噩梦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施佩尔的非凡努力，德国人民最终得以幸免。当时，在确信希特勒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之后，施佩尔立即行动起来。一连数日，他乘飞机、驾车或者打电话到全国各地，四处劝说纳粹党的各级机构、省市官员不要理会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各级官员们或由于确信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丧失理智，或仅仅由于组织混乱，使得施佩尔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尔多夫，一贯死心塌地的当地纳粹党机构这一次却没有执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事实上，据美军士兵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介绍，在德国西部边境附近，有许多村镇组成了平民委员会，前往当地的纳粹“国防军”驻地，请求他们发发善心主动撤走，以便让这些村镇能够和平地落入盟军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们的情绪却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纳粹政权连篇累牍的宣传灌输，以及亲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东部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柏林市民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他们将对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恶魔”，通过折磨和虐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寻求极大的快感。在柏林民众中间流传着极其恐怖的谣言，譬如苏联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神甫们活活烧死，对修女们进行轮­奸­后强迫她们­祼­体游街，还将活人的舌头残忍地钉在桌子上。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又因为苏联红军自身的宣传活动而更是甚嚣尘上。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伊利亚·埃伦伯格撰写的一篇反纳粹的宣传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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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6)

日耳曼人是一个女巫，我们踏上了她的土地。如今，日耳曼的城镇正在熊熊燃烧，我欢呼雀跃……日耳曼，你这个邪恶的女巫，你就在死亡的舞曲里旋转吧，燃烧吧，哭泣吧！报应的时刻来到了！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1)

柏林战役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军的最后一击。根据当时的作战习惯，备战工作通常由专门的军事指挥层负责，而苏军的备战任务也就由朱可夫、科涅夫及其参谋机构共同完成。他们都意识到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寸领土，很多情况下还会顽抗到底，直到最后咽气。

无论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集结的苏联红军，还是他们的指挥官，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克柏林，彻底征服纳粹德国。这种愿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几乎压倒了一切。虽然他们早就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们，那就是攻下柏林，把红旗Сhā到“第三帝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彻底粉碎纳粹分子所鼓吹的“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种族”的谬论。朱可夫元帅曾经这样描述苏军的作战热情：“我们全体将士斗志昂扬，都希望亲眼看到攻克柏林的那一天。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我全身上下都洋溢着这种热情。”

19世纪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的骑兵部队服役，以一名骑兵的身份开始了他漫长辉煌的军旅生涯。1917年2月，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拉开帷幕，朱可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很快站到了主张激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边。接下来，根据上级的命令，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需要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结果，大家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不但讲话鼓舞人心，而且身先士卒，对于作战行动具有一种天才的决断能力。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指挥官，除了对部属取得的优秀战绩表示赞赏和祝贺外，他从不随意赞同任何东西。他具有令部属既敬畏又忠诚的品质，同时又十分关爱和体恤下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并且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由于他的早期成功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异表现（1936年赴西班牙任苏联军事观察员），他在1936年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一枚。1937—193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血腥的“大清洗”运动，红军各级军官受到迫害，部队遭受重创，朱可夫幸免于难。1939年夏，朱可夫调任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军在满蒙边界附近同日军进行短期交战，围歼敌重兵集团，因此再次脱颖而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同年，他指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1943年7月，他在库尔斯克指挥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会战，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1944年夏，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亲自策划并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在白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一鼓作气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从此踏上了长途追击德军的征程，一直进逼柏林。1944年1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合力进攻柏林。

进攻柏林的另一支先头部队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至少从出身上讲，朱可夫和科涅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朱可夫从普通一兵­干­起，历任各级军事指挥官，一直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而科涅夫最初在红军中历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安全事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才由一名政治主官改行为军事主官。科涅夫口齿伶俐，擅长政治和外交，在政治领域总能够应付自如。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朱可夫相比，或许更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把握全局的战略分析大师，而朱可夫则是一个战场上的战术家。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相似：都雄心勃勃，但相互嫉妒；都曾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此外，他们还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样事必躬亲，深受部属们的爱戴和敬重。

早在1945年4月初莫斯科会议最终确定进攻柏林的方案之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与柏林城直线距离60公里的屈斯特林对于任何进攻都至关重要。希特勒将屈斯特林确定为要塞城镇，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配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要求德军守备部队死守到底。这个小镇共居住16800人，其中守军就占到了10000人，包括当地900名的“国民冲锋队”。事实上，这里部署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德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军兵种，如纳粹国防军、武装党卫军、防空部队和警察部队等，还配置了大批重型武器：102门火炮、30门高­射­炮、25辆自行火炮、50门迫击炮和10辆“卡秋莎”火箭炮（德军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时任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崔可夫上将曾经这样描述摆在苏军面前的困难：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2)

屈斯特林坐落在由奥得河和瓦尔塔河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上。春季的洪水淹没了所有通向该岛的通道。由周边地区进出这里的惟一路径只是几条沟渠和几条呈扇形的通向柏林、法兰克福、波兹南和斯德丁的道路。毫无疑问，敌人早就严密地封锁了这些道路。德国人在这些沟渠内和堤坝上到处挖掘防空壕、堑壕和交通壕，修建碉堡，架设铁蒺藜，布设雷区。在战斗中，我方的突击分队设法接近敌军的防御工事，双方用手榴弹和反坦克火箭筒互相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路面非常狭窄，只要有一辆坦克被击毁在路面上，其他坦克就无法通过。

无论如何，屈斯特林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军事目标。但它确实又是苏军对柏林发起进攻的最理想的出发地。

2月初，苏军在屈斯特林两侧的基尼茨和格里茨分别构筑了一个桥头堡，对屈斯特林构成夹击之势。从2月份一直到3月上旬，朱可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多次尝试彻底合围该小镇，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但均未能获得成功。德军第2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2月9日以后）成功地维持着一条进出小镇的3公里～5公里宽的走廊。虽然该条走廊只在夜间供坦克部队通过，但它对于保持屈斯特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迅速陷落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22日，戈特哈特·海因里希接任德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官。也就在这天，苏军在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下，终于将屈斯特林团团包围。在战斗中，苏军共有116辆坦克被德国第9集团军击毁。

一周后，屈斯特林完全落入苏军之手。自2月份以来，苏军多次用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对这个小镇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多次尝试进攻，其中有两次还动用了充气艇。3月8日，苏军攻克工业小镇新施塔特，俘虏了大批德军。残余德军在撤退途中，炸毁了横跨瓦尔塔河的通往重兵把守的旧施塔特的桥梁。3月27日，德军发起反攻，企图解除苏军对旧施塔特的包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天，苏军搭乘橡皮艇和驳船横渡洪水泛滥的瓦尔塔河，从东南部攻入旧施塔特。德军指挥官莱尼华斯致电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请求其准许自己放弃该小镇向后方撤退。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解除古德里安的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同时下令逮捕莱尼华斯，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迫于希特勒的压力，防守新施塔特的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坚守了一天时间，与苏军在奥得河上的这个要塞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随后，德军指挥官们在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命令———除非士兵自愿放弃阵地，否则不得擅自撤离阵地———之后，在私下里达成一致，决定放弃该阵地向后方突围。3月29日晚23时，上述德军开始突围。1318名德军，包括莱尼华斯本人和118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内，成功突破苏军6道阵地，回到己方一侧。剩余的135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向苏军缴械投降。最终，为了防御和救援屈斯特林小镇，德军大约5000人阵亡，9000人负伤，6000人被俘。苏军5000人阵亡，15000人负伤。但无论如何，朱可夫最后还是在奥得河西岸夺取了一个进攻柏林的最佳落脚点。

就在苏军攻克屈斯特林的当天，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同斯大林一道商讨进攻柏林的作战方案。4月1日，朱可夫和科涅夫会见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成员。

“究竟谁将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斯大林巧妙地询问。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红军最迟在5月1日攻入柏林，他强调指出，这一天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盛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因此，必须在4月16日之前发起进攻，力争在12～15天内结束。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Ａ.Ｉ.安东诺夫将军介绍了柏林战役的基本作战方案，决定在一个宽大正面上对柏林实施大规模攻击：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柏林，粉碎德军逃往南部阿尔卑斯山脉防御工事的企图；同时，加大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境内德军的压力，防止其回师柏林解围；苏军攻城部队将首先突破德军外围防御，将其分割包围而后逐个歼灭。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经验，必须在柏林外围歼灭德国第9集团军，从而避免出现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的巷战。一旦突破柏林的外围防御，苏军将很快攻克整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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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3)

这套作战方案和朱可夫早先同斯大林讨论的方案非常相似。1944年11月，斯大林特意指定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攻克柏林的光荣任务。当时的作战方案详细列出了各参战部队作战区域的分界线，惟独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提供了一条进攻柏林的笔直的路线。安东诺夫和其他国防委员会委员认为，柏林是一个大型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防御体系固若金汤，进攻柏林的战斗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巷战，因此，仅仅依靠一个方面军的兵力恐怕难以拿下。科涅夫极力赞成这种意见。他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肃清柏林南部地区，摧毁在科特布斯附近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然后朝西北方向推进，前出到易北河和德累斯顿。他极力反对早先制定的不让他的部队参与进攻柏林的方案，极力要求自己至少应该有1～2个坦克集团军直接向柏林西南郊区进军。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之后，斯大林看了一下地图，默默地擦掉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吕本到波茨坦之间的进攻界限，给科涅夫留出一个通往柏林的65公里宽的突破口。随后，他抬起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爱将们说：“谁先突进到柏林，谁就攻占柏林！”紧接着，他要求科涅夫拿出一个机动灵活、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确保近卫坦克第3和第4集团军能够从南部郊区向柏林市中心发起进攻。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斯大林风格的方案———让手下的指挥官们在作战过程中相互竞争，激发他们的潜力和灵感———或许也是惟一合理的军事方案。

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1)

4月16日黎明前数小时，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苏军首先进行了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炮火准备，但落在德军阵地上的炮弹并未造成太大的杀伤。由于准确预测到了苏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因里希将军早已下令德军从前沿阵地上撤了下来。

海因里希将军非常了解他的对手。朱可夫对于这场由自己指挥的最大规模的战役并没有太大创新，他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红军经常使用的一种进攻战术：首先出动战斗侦察部队探测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炮掩体情况，为随后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但是，这一战术意图却被他的机智高明的对手海因里希敏锐地捕捉到了，后者据此准确地判断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将在未来48小时内打响。4月14日，星期六，在整整一天里，朱可夫的前沿主力突击部队———第47集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加强步兵营———对德国第9集团军阵地发起了数次佯攻，实施战斗侦察。在少量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他们向着5公里外的泽洛高地进发。在战斗中，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一些布雷场地图，还摧毁了德军的一些火力系统，但是，无论是朱可夫还是他的下级指挥官都没有认识到：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德军并没有被苏军的佯攻所蒙蔽。据被俘的德军士兵交代，指挥官告诉他们，苏军在一两天内不会发起大规模进攻。

人们通常认为柏林战役是在4月16日凌晨发起的，但实际上早在前一天的夜间就开始了。4月15日夜幕刚一降临，苏联空军第4和第16集团军的战机就开始猛攻德军第一道防线。20时30分刚过，海因里希将军，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突然停住他在战地指挥部里的脚步，据一位随从参谋回忆：“他好象突然闻到了最准确的气息！”海因里希告诉他的参谋：“我断定攻击将在明天凌晨开始。”他给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下达了一个简短的命令：“立即撤退，坚守第二道防线。”然而，并非所有的将军们都赞同放弃前沿阵地的命令。许多人认为，在战斗即将打响前撤退的做法非常不恰当。对于这种抱怨，海因里希粗暴地反驳道：“在钢铁厂，一个人是不会把脑袋放在夹板锤下的，他会及时地把脑袋收回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主力部队顺利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仅剩下一小股部队仍然留守在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阵地上。

几乎就在同时，苏军部队开始集合，聆听上级发表的战前动员讲话。在热情洋溢的演讲中，政治委员们将打倒德国法西斯的最终目标与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呼吁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保持和发扬同志间的阶级友爱­精­神。最后，红军将士们在红旗下面轮流宣誓，表示将坚决为理想和荣誉而战斗。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崔可夫上将这样描述：“从下面看上去，列宁的脸就好像活在战士们高高擎着的红旗上，仿佛正在召唤我们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

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当凌晨4时的钟声敲响时，根据朱可夫的命令，40000多门野战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同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声，数百万发炮弹和火箭弹（100000多吨）朝着德军阵地喷涌而去。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人们曾经这样描述：猛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8公里外的森林和村庄几乎被钢铁碎片撕裂了，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此期间，苏联空军进行了数百次的空中突击，与地面火力准备同步进行，持续了将近半小时。临近火力准备结束前数分钟，夜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红军女兵们­操­作的140多部间距为200米的高能探照灯一下子亮了起来，上千亿度的电光照亮了战场，不但把敌人照­射­得头晕目眩，也为苏军照明了攻击目标。朱可夫后来写道：“在我们面前，泽洛高地完全被照亮了，一幅充满魔力的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它是如此迷人。可以说，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红军报》记者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战斗场面：“在空前猛烈的炮轰中，红军将士们的战斗热情空前迸发出来，他们高声呐喊着向前冲锋，不论手中拿的是什么武器，即使没有看到目标，仍在向四处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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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2)

就在密集的火力准备继续进行的同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和步兵接到命令开始进攻。数十万红军将士在呐喊声中越过奥得河，向泽洛高地发起冲锋。在奥得河东岸，等待渡河的苏军将士斗志昂扬。但在许多地方，由于桥梁和渡口堵塞，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开始使用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譬如小船、桶、木块、树枝等工具，准备涉水过河。还有人背着武器和装备，直接跳进河里游向对岸。据戈尔波夫上尉回忆：“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直接游泳过河，他的身后竟然拖着一只小船。”尼古拉耶夫原本是一名医师，“他很有可能被留在后方的战地医院，但为了参加战斗，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除了零零星星的机枪声外，德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因此一开始，进攻非常顺利。在首轮炮击结束30分钟后，崔可夫用无线电话向朱可夫报告：“近卫第8集团军已经拿下第一个目标！”站在崔可夫的指挥所里，朱可夫元帅完整地观看了从屈斯特林桥头堡发起的第一阶段攻击行动。对于部属们的初步成功，他给予了热烈的祝贺。

但是，这位元帅的轻松心情很快便烟消云散了，恼火和挫败接踵而来。在距离泽洛高地两公里处，攻击行动陷入了困境。在回忆录中，朱可夫曾经表示自己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只不过是探照灯出了一点问题。当时，下级指挥官们纷纷向朱可夫报告，突击部队所需的光线太暗了。崔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光线太暗给许多部队的行动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们只能在奥得河谷地里停了下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一位指挥官安德烈·格特曼将军向尼古拉·波皮尔中将———朱可夫的参谋部成员、历史学家———抱怨道：“探照灯不仅未能迷惑敌军主力部队，反倒使我军坦克和步兵全部暴露在德军炮手的眼皮底下。”在其他一些地段，探照灯­操­作员得到的命令却是熄灭灯光，但这一命令立即又被高层指挥官的命令撤销。在这些互相矛盾的命令下，战场上出现了荒诞离奇的灯光闪烁的现象。

同样，其他一些问题也影响了苏军的进攻速度，例如泥浆、沼泽地以及因洪水冲刷和灌溉形成的纵横沟壑，其复杂程度比预料的要大出许多。许多自行火炮和机械化车辆陷入泥浆，远远地落在后面，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混乱的局面。这些车辆在泥浆和水中拼命地转动车轮和履带，但毫无用处，很轻易就成了德军炮兵的攻击目标，有数辆坦克被彻底击毁。最大的障碍是泽洛高地前方的运河，横跨运河的几座桥梁刚好在德军炮火的覆盖之下。同时，河岸过于陡峭，不适于机械化车辆通过。再加上春季解冻，地表蓬松，车辆很难进行机动。最终，在距离进攻出发地大约公里处，崔可夫的部队不得不完全停滞下来。

崔可夫报告进攻被迫停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性­情急躁的朱可夫闻讯后暴跳如雷：“见鬼！你说什么？你的部队受阻了？”当镇定的崔可夫将军进一步解释所遭遇的一切时，据波皮尔回忆，朱可夫毫不掩饰地用最地道的农民的语言，大发雷霆。当然，朱可夫非常清楚，要想在很短时间内攻克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势必面临难以想像的巨大困难。但是，他承受着来自斯大林的更大压力，而他的一贯做法就是将这种压力转移到下属身上。当然，朱可夫大发雷霆的原因远非如此，他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这么快就遇到了困难。他和参谋部其他成员都曾希望，通过首轮火力准备就能够摧毁德军的主要防线，在敌人来不及组织起任何有效反攻之前，夺取泽洛高地并突破前沿阵地。如今，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德军已经判断出了苏军的战役企图，及时地撤走了大部分兵力，躲过了苏军的猛烈空袭和炮击，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对此，第3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库兹涅佐夫悲观地说道：“我们的炮火打击了除敌人之外的所有一切。”

与此同时，海因里希同样非常清楚自己当前的艰难处境。在柏林北部舍讷瓦尔德森林的第9集团军群的指挥部里，他与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一起研究来自前线的报告。对于苏军的猛烈炮火准备，尽管巴斯早已预见到它的猛烈程度，但当真正的攻击开始后，他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引用他的原话就是“史无前例的可怕”。当前线的第一份报告到来时，指挥部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己方前沿阵地已经完全被毁。但事实证明，海因里希的方案非常奏效：在法兰克福的德军守备部队甚至对苏军发起了反击，并将他们赶了回去。第9集团军的一些指挥官报告，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几乎达到10∶1的比例。巴斯手下的一个师长报告说：“敌人成群结队地向我们扑来，一波接着一波，简直不要命了。我们用机枪拼命地扫­射­，敌人纷纷倒下，战场上血流成河。我的手下就这样战斗着，一直到弹尽粮绝。我不知道这样还能持续多久。”但是，海因里希明白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没有足够的人员和武器，根本无法对付如此众多的敌军。如今，在暂时压制住了朱可夫的攻击后，海因里希想知道南部的科涅夫和北部的罗科索夫斯基的进展情况。这个答案不久后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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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3)

凌晨5时，就在朱可夫下达进攻命令一小时后，科涅夫也命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起进攻，强渡尼斯河。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攻击行动正式发起。但科涅夫并未像朱可夫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他的炮兵部队根据所掌握的德军防线和坚固支撑点的确切位置，对这些目标进行了定点清除。其他一些炮兵则为进攻部队开辟一条通道，以便大部队在渡河后能够顺利推进。为了掩护苏军部队在黎明时的军事行动，科涅夫派出一支配备有特殊装备的伊尔－2型战斗轰炸机编队在尼斯河上超低空飞行，释放出厚厚的一层白­色­烟雾。这时，德军防空炮火开始­射­击，但不太密集。苏军战机在河谷上空50英尺高度上下盘旋，在400公里长的尼斯河两岸形成了一道烟雾地带。科涅夫计划以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为中心，在大约80公里宽的正面上发动攻击。如果烟幕能够奏效，德军将无从得知苏军具体从何地发动进攻。幸运的是，自然条件当时对苏军非常有利，空气­干­燥，微风习习，风速只有米／秒，苏军制造的人工烟雾不至于很快消散。再加上一些被炮火引燃的森林和村落所产生的黑烟，整个烟幕的浓度和高度恰到好处，非常适合苏军渡河的需要。

经过40分钟的有针对­性­的地面和航空火力准备，科涅夫下令部队开始渡河。浓烟遮住了德国人的观察哨，苏军从150个渡口发起进攻。第一梯队搭乘突击艇冲向河对岸，身后同时拖带着便携式的桥梁设施。战斗工兵们勇敢地跳入齐颈深的河水中，把桥身连接在一起，同时还争分夺秒地搭建了多个人工渡口。早晨6时刚过，先是自行火炮和85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紧接着是坦克和大批步兵通过桥梁和渡口抵达对岸，对刚刚夺取的西岸桥头堡进行巩固。这时，烟幕开始逐渐散去，苏军基本实现了作战目标。7时35分，苏军已经夺取150个渡口中的133个，并开始正常运作。科涅夫得到报告称，普霍夫将军的第13集团军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特里贝尔与德军遭遇，成功突破了对方防线的中间地段。与此同时，在东岸炮火支援下，新夺取的桥头堡内的苏军坦克和火炮也投入了战斗，掩护工兵部队搭建更加大型的桥梁，为重型火炮顺利渡河创造条件。上午8时，第一座承重30吨的重型桥梁搭建成功；上午11时，第一座承重60吨的桥梁正式启用。

根据科涅夫的判断，上述成就标志着眼下正是将第二梯队投入战斗、突破德军防线直逼柏林的时机了。在Ｄ.Ｄ.列柳申科将军麾下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近卫第29摩托化步兵旅和近卫第16机械化旅的支援下，近卫坦克第62旅于正午时分越过尼斯河，奉命以最快速度脱离步兵，向着柏林城全速推进。为了争夺柏林这个“最大的战利品”，朱可夫和科涅夫均使尽浑身解数进行角力。

但就在此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这场竞赛中正处于劣势，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和其他主攻部队仍在豪普坎诺尔与德军进行激战。他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空军对德军重炮阵地进行轰炸后，地面突击部队突破了德军“前沿防御区”内的两道防线。但德军第三道防线构筑在泽洛高地最底部至较高的斜坡之间，仍然被德军死死据守。苏军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47集团军、突击第3军、突击第5军和坦克第9军。由于进攻受阻，突击部队被迫重新部署并保持散开队型，希望找到一条相对容易的进攻路线攻上这片崎岖不平的高地。在反复争夺之后，苏军坦克和步兵最终只推进了几千码，他们不是撞上敌人隐蔽良好的坚固支撑点，就是被敌人猛烈火力击退。历史学者约翰·托兰根据一名曾经参加过这场战斗的德军士兵格哈德·科德的回忆，再现了这样一个场面：

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履带的撞击声惊天动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他刚扛起一柄“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突然从身后传来一阵尖利的呼啸声，88毫米口径的炮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落在第一波（苏军）坦克上面，至少有6辆被击中起火。但是，紧接着另一波坦克又涌了上来。在红­色­火焰的映衬下，它们的轮廓非常清晰，无助地等待着火炮对它们发起毁灭­性­的打击。这时，苏军步兵从大火中间冲了出来，他们至少有800人，一边呐喊着一边像发疯一样混乱地冲上山来。德军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扫­射­，成百上千的苏军士兵应声倒地。后面的士兵仍然呐喊着向前冲锋，更多的人倒下了，就像巨浪击打码头。最后，进攻终于停了下来。

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4)

科德环顾四周时才发现，经过这场激战，己方人员至少有30％已经牺牲，此时他们手中只剩下2门88毫米口径火炮。但是，他们当时仍在阻击着苏军。

上午11时，进攻已经开始了7个小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部队的进攻仍然不见起­色­。朱可夫再也无法容忍这种拖延了，决定立即将坦克部队投入战斗。此前，他一直试图把坦克部队留到拿下泽洛高地之后再使用。但现在，他认为再也不能继续浪费时间围攻德军这个前沿防御岗哨了，于是决定动用­精­锐部队杀开一条通向柏林的血路。朱可夫命令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第2集团军放弃原定计划，立即参与到进攻中来。当时，泽洛高地四周沟壑密布，德军还布设了大量的雷场和隐蔽的反坦克火炮，坦克几乎无法进行机动作战。当时，崔可夫已经命令他的部队在中午13时发起新一轮进攻。但是朱可夫不容分辩地下令：必须在中午之前拿下高地。13时30分，上述两个坦克集团军已经部署到了屈斯特林桥头堡，准备向泽洛高地前面的最后一道德军防线发起攻击。根据命令，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加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齐心协力攻下高地。与此同时，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将和第5突击集团军并驾齐驱，向着新哈登堡进发。

尽管遭遇极大的困难，但这一战略最终取得了成功。坦克部队的到来，为崔可夫部队的主攻行动增添了胜利的火力，但却使交通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大部分的支援步兵和炮兵陷入路边潮湿松软的沼泽里，而他们是巩固装甲部队所取得战果的必需力量。截至下午18时，位于崔可夫部队右翼的近卫第4军已经克服德军的顽强抵抗，抵达泽洛高地的边缘。朱可夫坚持要求在晚上继续进攻。临近4月16日午夜时分，崔可夫的步兵最终夺得了小镇北边的三座房屋，这是苏军在柏林战役中赢得的第一个具体的战利品。进入凌晨后的几个小时，卡图科夫的坦克部队继续加强攻击。德军使用抵近­射­击的“铁拳”反坦克火箭弹、88毫米和155毫米火炮进行顽强抵抗，摧毁了大量苏军坦克。接近黎明时，苏军的前沿突击部队已向前推进了5公里～10公里。

朱可夫仍然希望在泽洛高地上取得重大突破，摧毁德军的顽强抵抗，因此下令次日早晨开始发起另一轮攻击，首先进行30～40分钟的炮火准备，而后进行地面突击。经过白天的激烈战斗，苏军部队已经零乱不堪，他们将在夜间进行重组、再补给和变更部署。同时，为了削弱在第一次大规模火力准备中没有明显被摧毁的德军防御，朱可夫决定从红军远程航空兵召集800架Ｐｅ－2型轰炸机，猛烈攻击德军的坚固支撑点。在9时开始的攻击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首先进行了30分钟的地面和航空火力准备。紧接着，苏军步兵和装甲部队一波接一波地涌上泽洛高地的斜坡。苏联指挥官惊喜地得知，坦克部队已经找到了对付致命的“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的有效战术：从德国人的床垫里抽出弹簧，捆绑在Ｔ－34坦克的前部，可以将击中坦克车体的“铁拳”在其爆炸之前反弹出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临近上午11时，近卫坦克第11军和近卫机械化第8军推进到高地边缘由北向南贯穿的铁路旁，夺取了泽洛高地南部的弗里德斯多夫和多尔戈林。同时，坦克第11军和近卫第4军的近卫步兵第35师从北部向泽洛高地艰难逼进。在其他地方，第3突击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9军成功压制了旧奥得河上的德军部队，开始向库讷斯多夫的德军坚固支撑点发起突击。在这天结束时，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11军最终拿下了泽洛高地，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将从这里直取柏林。

兵临城下 直捣黄龙指日可待(1)

对于柏林市民来说，准备面对最糟糕局面的时刻已经到来。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无论苏军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柏林都将在劫难逃。柏林和它的居民现在正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

纳粹党报1945年4月18日的头版头条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而又严峻的考验。”文章以一种暗含警告、鼓励和威胁的沮丧语气，报道了苏军潮水般渡过奥得河、即将抵达柏林的消息。那天的报纸这样写道：“咬紧牙关！要像魔鬼一样展开战斗！不要轻易丧失斗志！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我们要殊死一搏！”柏林市民听到许多关于苏军可怕的传言，感到极度恐慌：人们将遭受严刑拷打，被随心所欲地残杀，­妇­女被野蛮地强Jian，那些幸存者将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充当苦役。整个柏林城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所有公路和街道的路障都被关闭。负责柏林防御的司令官赫尔姆斯·雷曼将军接到命令，把包括“国民冲锋队”在内的所有部队部署到柏林周边，10个“国民冲锋队”营和1个防空团将在适当时间派往东部，支援第9集团军阻击苏军。雷曼向柏林市长戈培尔汇报说，一旦部队撤离，柏林及其300万居民将陷入混乱。

就在过去的一周内，柏林市民接连听到了几条灾难­性­的消息：4月13日，苏军占领了维也纳；4月16日，苏军向奥得河发起进攻；同一天，美军占领了纳粹重要城市纽伦堡，20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德军的大本营；布拉格、林茨和慕尼黑也都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被攻克；美军和苏军几天后将在德国中部会师，把德国分割成两部分。德军仍然坚守在法兰克福要塞，还成功击退了苏军的几次进攻，但由于弗里岑和明谢贝格已被占领，第9集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撤退。第90装甲掷弹兵团的一名中士参加了明谢贝格附近的战斗，他讲述了4月19日结束时的情景：“苏军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方庞大的供应部队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抵抗，反倒是全力撤退。”当晚，苏军主力向柏林逼近，企图阻击苏军的德军残部被迫放弃大片的阵地，开始后撤。“库尔马克”装甲掷弹兵师第2营在多尔盖林村一直抵抗到午夜，在破坏掉所有的交通工具后，从苏军缝隙中溜走，向位于卡齐格的第169步兵师阵地转移。“库尔马克”师的余部仍在多尔盖林和马克斯多夫之间，他们奉命占领伯肯布鲁克—克尔斯多夫的公路，掩护其他部队撤退，而后再沿着施普雷河附近的达默河和克尔斯多弗湖向预定阵地撤退。

在此期间，希特勒要求第9集团军南翼部队坚守从法兰克福南部到福斯特北部的奥得河阵地，致使这些部队被朱可夫部队南翼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彻底截断，丧失了参加柏林战役的机会。同时，科涅夫对科特布斯发动闪击，一路迅速挥师北上，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主力部队构成包围之势，粉碎了德军企图采取机动战术的梦想。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总结了当天的战场形势：“经过4月19日的战斗，我方阵地出现了更大的缺口。合拢这些缺口已经不太可能了。集团军群和第9集团军希望退出战斗，但未获批准。”第9集团军是柏林城外最后一支德军抵抗力量，此时已被彻底击败。战斗打响4天后，巴斯被迫将所有预备队投入战斗。当天的战斗结束后，第9集团军阵亡大约12000人。德军已经完全没有能力阻止苏军进入柏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保存剩余兵力，向美英盟军投降。军事史学家托尼·勒蒂西耶认为：“实际上，最能够决定柏林命运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现在，即使“第三帝国”最狂热的分子也预见到了不祥之兆。这帮家伙，被柏林方言毫不客气地称作“金­鸡­”，像洪水一样迅速逃出了柏林。他们认为抛弃柏林和人民，逃到安全的南部地区的时刻到了，而“第三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就混迹其中。4月20日一大早，苏军的轰炸机就展开了攻击，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开始发起进攻。当时，空袭刚一停止，戈林便命令德国空军的24辆重型卡车和20多个­精­锐士兵前往柏林西北80公里处的卡林宫，把他从占领区搜刮的大量家具、金银、油画和古董装上车，随后便摧毁了这座自己心爱的别墅。此时，在20公里开外，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正在进行。前线德军正在四处收集油料用来对付苏军的下一轮进攻，戈林的私人车队却满载着贵重的个人物品，与摩托车护卫队一道呼啸着向巴伐利亚驶去。戈林本人则返回柏林，最后一次参加希特勒56岁的生日宴会。

兵临城下 直捣黄龙指日可待(2)

4月20日，星期五，希特勒本打算离开柏林，逃往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纳粹老巢”上萨尔斯堡，但日益沮丧的情绪使他比平日更加优柔寡断。副官和顾问们竭力劝说他，此时还有可能离开柏林。但希特勒举棋不定，一会儿否认形势并不像军事指挥官们所说的那样糟糕，一会儿又宣称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放弃柏林。这一天希特勒11点才起床，比平时晚得多，从12点左右开始，就陆续收到“第三帝国”核心人物的生日祝福。随后，柏林市长、参谋人员和秘书们分别与他握手，表达自己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敬。下午，希特勒和随从们地下室里走出来，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的空气。此时的德国正在遭受彻底的毁灭。在总理府的花园里，希特勒检阅了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受宠若惊的青年团领袖阿特·阿克斯曼还挑选出其中部分士兵作为“近期在前线表现突出的年轻士兵”，希特勒向这些娃娃兵授予勋章，并同他们握手。尽管希特勒在演讲中仍在鼓吹说“苏联人将在柏林城下遭受最惨重的失败”，但可以看出他已经明显疲惫不堪。阿克斯曼后来回忆道：“看到元首的神态，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走路时弯着腰，手不断地颤抖。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身上仍然辐­射­出无穷的力量与果断。”但从纳粹当局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的希特勒已经濒临崩溃。

花园中的检阅仪式结束后，希特勒最后一次回到地下室，召集高层将领开会。古德里安被免职后，汉斯·克莱勃斯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他简要介绍了其他人早已熟知的悲惨处境：巴斯的第9集团军即将被包围，几天之内，或许几个小时之内，柏林就将被围得水泄不通，那时他们将毫无退路，也无法得到援助。在柏林失守后，即便德国政府和战争潜力能够保全下来，但由于德国正被苏军和盟军分割成两部分，因此难免受到很大牵制。将军们请求希特勒和整个政府机关立即撤离，但遭到了拒绝，希特勒回答说：“柏林之战将是挽回败局的惟一契机。”不过，希特勒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执行前些时候的一项预备方案，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面。按照这项计划，将在德国南部和北部建立两个司令部，邓尼茨海军上将负责对德国北部行使全部军事指挥权，而希特勒本人则在阿尔卑斯防御工事内指挥南部的战争。但就在此时，尽管希特勒还没有宣布自己是否留在柏林，但已适时地将北方指挥权交给邓尼茨，并暗示可能将南方的指挥权交给凯塞林陆军元帅。人们很难明白他的用意何在。其实，这时的希特勒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知所措。在此期间，他还批准德国政治、军事领导层大批人员南撤，或者按照邓尼茨的想法向北撤退，为此总共签发了2000多张撤离首都的许可证。负责防守柏林的参谋长汉斯·莱菲尔上校在谈起这些要员们乘飞机逃跑时的情景，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神情。

这些党政官员乞求离开柏林时，找出的理由十分滑稽。尽管戈培尔下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离开柏林，但我们还是没有为难这些急于离开的‘国家战士’。我们为什么要阻拦这些卑鄙小人呢？他们认为逃跑可以保住他们宝贵的小命，而事实上，大部分人仍留在后面，因为交通工具十分短缺，他们根本没办法逃跑。

未经许可企图逃跑的人往往被就地处决，吊在街灯柱上，用来警告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