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舆论的挤压之下，长沙“人|­乳­宴”终于在农历年前宣告撤宴，并且将负责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显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战胜，店方和媒体也取得了双赢，加起来就是四赢，根本没有输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过了个有意义的春节，说不定还用手机互发了若­干­贺年短信，然后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压力团体(由智人种狭鼻猴次目灵长目哺|­乳­动物纲动物自发组成 )的致胜利器是“公理” 和“良知”：一，“人|­乳­宴”扩大了社会不公的鸿沟，其与西安之“36 万一桌豪宴”一样，皆为穷奢极欲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失序”；二，战无不胜的“母­性­”之神圣价值不容挑战。“人|­乳­宴”是对母|­乳­的污辱，对母­性­的污辱，对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简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爱，当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两样好东西的热爱至今仍停留在非常业余的水准，例如，我经常以热衷于观看美国法庭片来表达这种业余的热爱。只要是这个片种，不管有没有喜欢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烂，我都会从头看到尾——只是正义在最后得到了伸张。那种浑身舒畅的感觉，就像打通了大小周天，真有中医所谓的“正气”作用。

然而，即使站在这种很不入流的层面上来看，公理和良知对于“人|­乳­宴”的战胜却未能像一部美国法庭片那样让我爽一下。因为我发现用来支撑公理和良知的一个重要的呈堂证供，乃是四川地主刘文彩“常常逼迫年轻的母亲为他提供人|­乳­。这是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欺压百姓、生活奢靡的例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人|­乳­在骨子里仍是成年人的上等补品，其功效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时已将人|­乳­汁和乱发、头垢以及人屎、人溺入药，称“人|­乳­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据《汉书》〈张苍传〉记载：“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余岁乃卒。”故“人|­乳­宴”以及刘文彩的罪恶，只是不能与民同“补”而患不均。同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过一个类似的判例：牙床当然比草席更适合人类更尊严更诗意的睡眠，问题出在“失序”，因为牙床是少­奶­­奶­的，若大众都有机会有序地上去滚上一滚，牙床就越滚越正确了。所以，“人|­乳­宴”的公正­性­其实不难解决，比方说，若最后出面摆平的不是长沙市天心区卫生监督所而是国税局，我们的良知可能就不会像过年前那样感觉不良了。

“母|­乳­”以及“母­性­”虽然是压垮“人|­乳­宴”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在一个参战各方均属于“未断­奶­民族”(孙隆基语)的战场上，不仅有些胜之不武，而且极大地混淆了敌我。简而言之，如果良知还能接受母|­乳­在超出自产自销式哺育功能以外的应用，­奶­妈是我们共同的底线。虽然做人家的­奶­妈在本质上亦是一种交易行为，不过，­奶­妈毕竟还是在哺育婴儿，而在传统伦理的庇护之下，这种交易行为并不像“人|­乳­宴”那么赤­祼­­祼­地，最起码，被哺育的婴儿在人伦上毕生都应向­奶­妈行“人母之礼”。相比之下，“人|­乳­宴”之所以令良知感到不适，乃因其以工业化的方式消解了比较人­性­化的“点对口”模式，同时也破坏了文化心理上的“大堰河情结”。然而，当六名“营养师”面无表情地站立在“人|­乳­宴”店堂里面让记者拍照，此情此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做过预言：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正是市场的特征。如果记者在现场拍到了这样一幅照片：一名刚刚吃过“人|­乳­鲍鱼”的食客饱含热泪地扑向其中一位“营养师”的怀里并且哽咽地喊了声娘，“人|­乳­宴”或者就不至于那么“辱人”了吧。

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你去问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意见，他多半会告诉你，喝牛­奶­和“人­奶­宴”一样下三滥，因为牛­奶­只是为母牛为小牛准备的。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对于“人|­乳­宴”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恶心”，没有更多的逻辑，无非就是一种直觉。红油重料的川菜或湘菜加入­奶­或­奶­类制品 (也不管是人­奶­还是牛­奶­羊­奶­)之后可以恶心到何种程度，就先不要提它了，做为一种症状鲜明而诱因多样的生理反应，“恶心”以及由“恶心”直接导致的呕吐，实在是一种越来越值得珍视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尤其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对于那些与“人|­乳­宴”类似的不偷不抢，不逼不迫，你情我愿，公平合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与其内服良知外用公理，不如向索尔北绰ξ我们创造的那个赫索格先生学习，养成一种在每天洗脸刷牙之后再呕吐一番的个人生活习惯。恶心和呕吐(所谓“品味”其实是对于感到恶心并且可以呕吐这种能力的一种比较恶心的注解)当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说明不了什么，更改变不了什么，只是凭籍这一种被动的反应或被动的抵抗，我们在生理上多少会好过一点。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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