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向我提出过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备何种资格的问题。当时我便把平时考虑到的两点告诉了他：“一要什么都能吃，二要轻佻浮薄。”

说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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