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并不是我的老师了，我很自然。当然这么做有点尴尬，跟着一个男人到处走。但他不只是一个男人，他是我的教授，我们认识有三年了。

“每个人都好吗？”我问，“一年不见了。”

“很好，谢谢。大堂又装修过了，新的学生来了又去了——”他忽然说，“我老了。”

我看他一眼，他跟以前一模一样，怎么可以说老了，我笑说：“老？我不觉得，科学家是不应该注意到老与不老的，这是我们女人的麻烦。”

他说：“你这次来，是度假？”

“不是，我想找一个学位再念下去，或是有好的工作，就住下来。”我叹了一口气，“本来我在家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到了英国，变成一个很不快乐的人，终于习惯这环境后，可又得回去，谁知到了家更不快乐，只好又回来，受着东方西方的折磨，真倒霉。”

他有点惊异，“只是——我不大明白。”

我微笑，我说得太含糊了，他当然不会明白。

黄昏了，黄叶一片两片地落下来，他只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衬衫袖子高高卷着，他还是穿着那几件衣服，天这么凉了，他也不觉得冷。

但是我与他走在一起，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开心。

到了图书馆，我陪他还了书，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茶，我们到饭堂去坐。

坐在这个简陋的饭堂里，喝着四便士一杯的茶，却比在家时坐那些豪华咖啡座好多了。快乐，快乐是极难衡量的一件事，快乐在心里。

“纳梵太太好吗？”我问他。

“好，谢谢，我女儿今年进中学。”

“恭喜。”

“她长得很大了，真奇怪，有时候看着孩子长大，几乎不可想像。她现在很有主张，穿衣服、吃东西，都不大肯听父母的话。乔，你有空吗？到我们家来吃一顿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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