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您的情况，您的任务和可能采取的办法。”古罗夫继续讲下去。“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明天回来，即是说，你们共计六个人，必要时斯坦尼斯拉夫和我也参加你们的活动。我们有三辆汽车，但是我的‘雷诺’牌小汽车，特别是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牌小汽车在某些地方要亮灯，在另一种情势下就非亮彩灯不可。不要舍不得花钱，必要时可以开支，不需要任何汇报。只要能写出重要的侦察材料。”

“完了吗？”鲍里斯问道，他的金牙齿闪现出一道微光。

“你们都有证件，”古罗夫回答。“你们有武器执照，而怎样使用手枪，怎样才不会陷入囹圄，生活教会了你们。如果当局把你们抓起来，你们可以出示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情况很不妙，就给奥尔洛夫将军打电话。但是，伙伴们，”他叹一口气，并且摇摇头，“你们自己要明白。你们可能会撞上反间谍机关，也会撞上警卫部门的。”

“请您省略‘可能’这几个字，”斯坦尼斯拉夫Сhā上一句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哄骗伙伴们是心眼不好，品德不端的。他们必将直接或间接撞上各个部门，一定会撞上的。”

古罗夫不去打量自己的朋友，忍住气不作停顿，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给特工机关查明情况，密探的首长们在工作中使用外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侦探长。”他用指头戳了一下自己的胸膛。“这是一回事，总局局长、副部长，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们并不是小人物。”

“既然房门夹不住鸟蛋，我们就不作声吧。”加弗里洛夫说。

“鲍里斯卡，你可以双分身，要爱护，你才会活得更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道，大伙儿齐声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吗？”古罗夫问道。

“我明白，我们明天要从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得到这个小姑娘，还要追逐她一昼夜，”柯托夫轻轻地搔着胡髭说。“我们要怎样换班，工作几个钟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做出观察她的标志，就会告诉您，可是在哪种场合下我们才有译出密码的权利呢？”

“你提出一些太简单的问题，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古罗夫冷笑了一阵。“你是个医生，就是要决定在什么场合下才要动手术，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只要摆上热水袋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想把她偷走，究竟是谁准备在哪里搞这种勾当，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动机。显然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她父亲。如果这个女郎是普通工程师的女儿，那她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们的卑鄙企图也许是想拿到一笔钱。不过我觉得好像这一事件和竞选运动有关。他们企图借助于女儿对戈尔斯特科夫施加压力，使他和他的同事们，即是使那大笔大笔的资本朝某一方向转移。”

“那么还有另一个敌人，我们的人不会走钢丝。您，列夫·伊凡诺维奇，要量力而为。要知道我们只是退休的普通密探。在政治论争中人家要把我们压倒，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压死一只臭虫，发出难闻的臭气，我们身上决不会有什么遗臭的。”维特金说，古罗夫委托他去调查维克多尔。

“你害怕了吗？”克里亚奇科从座椅上欠了欠身。“大家都害怕，这是正常的情况。只不要预先在自己身上画十字，也许是不会打雷的。”

“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阻止自己的朋友，“维特金考虑得周到，但是他往脚下看。我不愿意提到这个问题，不愿意扯些题外的话。侦探机关联合会这个组织很强大，我们反对它是不明智的。我们抓住另一个最差的组织：反间谍机关或是总统保安机构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但是要知道他们都不会在这里使用自己人，使用自己的实力。而在那里工作的并不是傻瓜，他们很了解，如果国家机构在这种案件上捅漏子了，那么总统就要完蛋了。他是一具政治死尸，他不得不赶快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这是意味着什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地采取行动。因此巴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德国法西斯分子窃取了墨索里尼。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旅行的少女抢去成亲。他们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伙伴的情况，但反正一样，这是略识门径者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在客房里，而不是在街头或是胡同中的某个地方劫持她呢？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万一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法向警察表达意思。这是特工机关吗？已经找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能够用法语讲它一通。

“在这个案件中，各个特工机关也像虾那样站着，束手无策。又想做，又怕出问题，所以妈妈不叮咛。他们只能借助于经理人，而且是非高级经理人来进行活动。他们用绳索缚住刑法专家们，征募入伍，准许他们去散步。你看，他们都变成了你们的真正的敌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将军们就在楼上狂叫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听见！’否则主人要亲自砍下他们的脑袋，柯特·别格莫特砍掉了康费兰谢·本加尔斯基的头颅，主人的动作之敏捷，较之柯特·别格莫特更胜一筹。但是我已经应用过这个比喻了。”

“一般地说，你正在重弹旧调，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说。“伙伴们，你们之中谁站在前面，谁站在后面，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和谁一道沿着柏油马路驶行。而观众正如牙痛似的，都是熟悉的，招人喜欢的人们。

“斯坦尼斯拉夫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如果他开始采取压制手段，我们就聚集起来，讨论一番。你们明天在谢列梅季耶沃会遇上从巴黎起飞的航班……”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这样行不通，”柯托夫打断他的话。“我想知道在哪种情况下我才能译出密码。”达维德的这个儿子是最谨慎、最仔细的人。“这是说给|­乳­臭小儿听的关于医生和诊断的闲话。有人在我眼面前抓住了这个姑娘，用汽车把她送走了。还有什么诊断呢？”

“你甭佯装成比傻瓜更蠢的样子！”克里亚奇科提高了嗓音。“他们把她抓住，把她送走，并不是从人行道上捡到一袋马铃薯。因此你这个密探要会当机立断，有个男孩把小女孩送上了大车，或者这是另一种情状。你要做的事情是，悬在车身后面，不让它把你甩掉，你还要保持联系。”

“就是这些，密探先生们，明天见，”古罗夫从桌后走出来，握握每个人的手，暂时留住柯托夫，“如果工作不称心，你有什么犹豫的地方，就说吧，都是自己人，咱们一块儿走吧。”

“小孩和傻瓜们都不会缺乏信心，”柯托夫点点头，从办么室里走出去。

“我不喜欢他，”侦察员们走了以后斯坦尼斯拉夫说，“他已经习惯了，要人家向他深深地鞠躬。”

“别说了，斯坦尼斯拉夫，伙伴们都是好人，格里沙简直是个最优秀的人。他会提问题，你竖起耳朵听。当他用鼻孔轻轻地发出喘息声时，当他胡乱地­射­击时，你以为他不懂行，可是当他对着脑门­射­得很准时，那又怎样呢？什么他都知道，他很想知道我们能够走多远的路。”

“你选上司，你从高处看得更清楚，”克里亚奇科回答，“我本人很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在巴黎死乞白赖地追求少女。他比那些蹩脚的拐子更危险。”

“我们有可能搞出头绪来。在他们改组并兜第二个圈子以前，你的意思还能在我们这儿保留多少天呢？”

“我认为他们应该暂时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检验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观察尤里雅。我认为，这两三天我们不去打扰她为好，弄清楚她常到哪里去，不外乎如此，不要在城里追逐她，否则我们会把自己的相貌亮出来。”

“有道理，”古罗夫打开通风小窗和房门，拿定主意让办公室透透风。

“我要走了，应该在家里待一待，以后的情形怎样，就不知道了。”克里亚奇科从立柜中取出一件男式上衣。“你没给玛丽亚挂电话吗？”

“何必？”古罗夫想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拍摄影片去了，回来了，好像要给我打个电话。”

“傻瓜，玛丽亚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女演员，可你在某种逻辑范围内衡量她。她那个小组拍完电影以后从意大利回来了，玛丽亚忙于演戏，这个女人相信，不仅是热恋的男人，而且整个莫斯科都知道这种事件。你从高处降下来吧，就在陆地上定居，”克里亚奇科挥挥手，走出去了。

古罗夫在朋友身后关上了房门，在桌旁坐下，抽起烟来。密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女人们经常在他生活中出现，又相继不知去向。他只是和他妻子共同生活了八年。里塔不能忍受她和男人在一起生活的痛苦，他经常离开家庭，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她不能和朋友们约定相会的时间，因为她丈夫的“星期一是从星期六开始的”。也许不是他妻子离开他了，而是爱情离开他了。物各有其极，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知道这一层，因为爱情在成长时就已经一命呜呼。

女人们都很喜欢古罗夫，这一点他心中有数，他很镇静地领会这一富有哲理的事实——这既非他的功劳，亦非他的过失，他生来如此。古罗夫身材魁梧，具有大力士的体格，长着一对蓝眼睛，但决不是他的身体素质吸引住女人，身体只是一种形式，它会引人注目，然而仅止于此。他是个领袖，今天有人把这种素质称为生物特异功能，古罗夫全部付清了获得领袖地位的费用。甚至连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也在一击中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说道：“你从自己的高位爬下来吧。”一个正常的男人不管他有无野心，他这一生总在顺梯上升，猎取知识、职位，获得周围同事的推崇。运动员力图在赛事中获胜，他才克制自己，以求登上光荣的宝座。他不仅在体育运动中生存，在任何职业中企图身居首位即是男人的本­性­，男人自己来确定宝座的高度，有的人差不多能够登上那个宝座，而另一人却一辈子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主观标准去衡量一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多极了。金钱、荣誉和权力，据说最富有吸引力，既甜蜜，又迷人，而权力则是最难达到的，滑得站不住的顶峰。

古罗夫从来不去竭力追求权力，虽然他今日比钻营之初无疑地拥有大得多的权力，那个时候他只是侦察员和中尉军官。但是古罗夫对通向权力的阶梯不感兴趣。有人不止一次地推荐他提升职位，授予他将军之衔，但是他总在各种借口下拒绝了。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想当一名将军，拥有单独的办公室和个人专用的汽车。使他感到不满意的只是他如果拥有这一切必须付出的代价。姑无论古罗夫是否有这种认识，但他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这种品质表现得独特，他并不贪求职位、军衔和勋章。古罗夫真正重视的唯有自由。在任何一天都可以替代厂长，而具有最高技能的车工却不能代替，没有这样的本行的能手，不论愿意不愿意，工厂都毫无办法，如果你的集体中有一个这样的能手，就要容忍他，容忍他这个人的爱打爱闹的怪脾气。

古罗夫不是经常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但他充分意识到，他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古罗夫在与女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或是大致这样的局面。他遵守游戏规则，追求女­性­，吻他心爱的人们的手足。他做着他能做的一切，做饭、洗衣裳、洗碗碟，与女人处于平等地位，他赠送鲜花，爱说恭维话，而且女人们应该明确地知道，他自由自在，工作在他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女人们都很高兴地对待和他的职责有关的一切，在意外地碰见他提到个人的自由以及工作时，­妇­女们开始困惑不解，发出一片埋怨声。古罗夫根本不去证明自己行为的正确，也不去追究别人的态度，悄悄地离开她们。

因此他不结第二次婚了，现在他独自一人生活，他的豪华住宅空空如也。斯坦尼斯拉夫快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想知道古罗夫是不是给玛丽亚这个美丽而驰名的女演员挂过电话，去年秋天密探和她有过一段多么强烈多么短暂的爱情关系。他们好像情投意合，两个人都是领袖，自给自足，热情奋发，珍惜自己的伴侣，谁也不愿爱一个陌生人，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正常的。玛丽亚开始走运了，杰出的导演邀请她到意大利去拍摄电影。这时候一桩十分紧要的工作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古罗夫袭来，玛丽亚暂时离开他甚至使他很高兴。嗣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密探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他在戏剧海报上看见了玛丽亚的名字，于是在演出结束后拿着鲜花来看她，他弄明白了，他的意中人不是昨天，而是两周之前就回来了。

他从不觊觎于标新立异，因此在那天夜晚他和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后便说，有人说玛丽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她如果想来会面，就会挂电话。

从那天起过了两个半月了。斯坦尼斯拉夫模糊地暗示，说在这种情势下女人会有自己的观点。

古罗夫坐在桌旁，在一张纸上画着几何图形，很不想走进空空的住宅中去，但他也没有兴致去给玛丽亚挂电话。问题不在于高傲和被刺痛的自尊心以及其他区区小事。一个很有条理、头脑清醒的人，他竟不明了，玛丽亚乘机抵达后为啥不给他挂个电话。意大利，阳光，海洋，浪漫情调，新近的相会，突然出现的激|情。这一点密探是很明白的。但他和玛丽亚不仅仅是情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和朋友。那么为什么不打个电话，不说一两句简短的话呢？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男人无益地企图了解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女人的逻辑，因此，古罗夫也不为例外。噫，不允许男人去了解女人，不允许，你容忍吧！上帝使人不得不这样做啊！

具体情势的离奇就在于，密探古罗夫熟谙工作中的这种规律，他一面思考，一面交谈，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详细询问男人和女人。但在个人生活上他连最简单的乘法表也忘记得一­干­二净。

于是他在画自己的小三角形，然后他强迫自己给玛丽亚家里打电话。他听到汽笛声，感到困惑不安，当玛丽亚回答的时候，他该说些什么话。她没有取下听筒，所以古罗夫给戏院打个电话，弄明白了，女演员忙于今日的演出，晚上十点钟左右才有工夫。

对密探来说，这样等待是一桩匀以为常的事，正如一位外科医师要握手术刀，一位足球运动员要练习踢球那样。古罗夫在去年秋天停放过汽车的地方停放汽车，开初想到如果玛丽亚一个人出来，他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如果女演员在某人伴随下出现，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没有想出什么独特的见解，他把思想转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转移到戈尔斯特科夫之家方面来，明天着手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

一当玛丽亚从戏院门口走出来，他立即看见她，正要走出汽车，他看见女演员朝他这边走来，想起了十月间她对他讲过，不应该出来打开汽车门，不应该引人注目。去年也有过同样的情况，玛丽亚知道，他正在等候，而今天……但是古罗夫像从前一样，将身子探过座椅去，稍微打开一点右边的小门。玛丽亚走到他跟前，在他身旁轻松地坐下来，不经心地说：

“你好！请我吃饭吗？我像平常一样，饿得很厉害。”

“你好！”古罗夫回答，他感到惊讶，他的嗓音并没有颤动，像平常一样响亮，“演出正常吗？”

“谢谢，”玛丽亚转过身来，把鲜花抛在后座上，“请我抽根香烟吧？”

古罗夫从荷包中掏出表面抛光的驰名的烟盒，他曾经暗中用它来取得指纹，他请玛丽亚抽烟，把那个嵌在烟盒里面的打火机弄得咔嚓作响。

“我没有钱上馆子，咱们在家里吃顿饭吧。”

玛丽亚十分淡漠地耸耸肩，她的态度犹如他们是昨天才分手的。

他们做好了晚饭，都吃得津津有味，之后玛丽亚洗餐具，古罗夫擦拭餐具，整个晚上像两个多月以前那样很平淡地过去了。

有一阵响声把他惊醒了，他很习惯地聚­精­会神，心里明了，玛丽亚在低声地哭泣，于是他摸摸她的头。

“有人对你讲，你是个可怕的人吗？”玛丽亚用被套揩揩脸。

“有人对我讲了各种各样的话。”

“正像你所知道的，应当今天来吗？不是昨天，不是明天，正是今天吗？”

“不知道。”

“我觉得你还爱我……你没有提出一个问题。”

“职业问题。你的事业即是上台演出，我的事业即是提出问题，所以他们使我累死了。”

“你决没有好奇心，无论什么你都不害怕。”

“不可能的事。我有好奇心，我害怕许多事情，我有人所固有的一大堆缺点。我和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受过更好的训练，在我身上看不出来，但是为了这件事我要付出自己的代价。你睡吧，什么都会好起来。”

“是圣经上的吗？”

“有可能，但是我知道，所罗门皇帝是这样说的。你睡吧。”

相对地说，在不久以前，当人们刚刚开辟谢列梅季耶沃航空站的时候，那里还是一座以其整齐清洁而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建筑物。一些年轻的，住在不远的莫斯科人甚至会时常到这里来稍事休息，在酒吧间里喝杯咖啡，喝杯白兰地，吃些可口的夹心面包佐饮，和­干­­干­净净的，彬彬有礼的，甚至是优美的酒吧间女老板们彼此匆匆地说几句笑话，总而言之是闲看一阵这非本地的生活景象，从而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当所罗门在金环上书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字样赠送给儿子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今天谢列梅季耶沃也许有别于喀山火车站，光顾航空站的女占卦者和酩酊大醉的男人少一些了，但是人们在地板上睡觉，以致无法走到酒吧间和小吃部跟前去。即令你挤过去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宁可不要这样做。俄罗斯甚至没有动一动颌骨就把谢列梅季耶沃吞下去了，把一个外国佬变成了常见的食品。在谢列梅季耶沃，像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火车站上那样，安装着照明盘，把各路航班抵达和飞离此地的信息通知那些信任他人的人们。一个具有起码的生活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照明盘上显示的通告，谁也不对电子谎言承担责任。几个少女坐在问事处，因为粗鲁行为有人把她们从另一些问事处驱逐出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问事处依然设立于莫斯科。

几个密探在迎接来自巴黎的航班，他们知道航班应该在几点钟到达，于是淡漠地向照明盘瞥了一眼，他们遵守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信。侦探员们询问那些聚集在门口的神经质的迎接来客的人之后弄明白了，来自巴黎的大型客机已经平安着陆，他们正是要从这道玻璃门让乘飞机来的人们走出飞机场。

古罗夫认为迎接班机是一种正常的保险措施，但是他吩咐，要按照最高规格来办理一切事宜，甚至还请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来领队。

尤里雅乘坐头等舱飞行，她随身带着一只不大的箱子上飞机，省得在航空站上一直等到行李运来，省得在传送带旁边互相推挤。

早上宾馆里一位关心备至的大夫顺便去她客房里看看，医生在前天来看过她的病，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笑话，说什么漂亮的女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很漂亮。但是昨天她的神经有一点紧张，所以医生应该前来探视她，老板因此而对宾馆的名声表示不安。

早上尤里雅真的感到不舒适，有点儿抑郁，头部不时地作痛。医生量了一下她的血压，不知怎的很仔细地检查了眼球，皱皱眉头，不满意地摇摇头。

“小姐，您是想在今天起飞吗？”他打开自己的小提箱时间道。

“我非常健康，医生，”尤里娅回答，“请您随便给我一点头痛药片。我那位熟人的自我感觉怎样？”

“那位先生住在宾馆里吗？”

“不，”尤里娅发窘了，她不晓得维克多尔在哪个宾馆歇宿，也不晓得他姓什么，“这无关紧要，请您把药片给我吧，多谢您的关怀。”

“药片……”医生从小提箱中取出注­射­器，拆开盒子，“整个世界都在药片上入迷了。我给您注­射­一点点药剂，您会觉得自己舒适极了。”

“医生，”尤里雅躲开了，“打针嘛，我真忍受不了啊。”

“您甭淘气吧，小姐，您看看窗子，您不会感到什么疼痛的。”

她顺从地望望窗户，感觉到医生在给她打针，但是打针的地方不痛，而药剂顿时生效了，她好像喝了相当多的威士忌酒，只是她嘴里没有什么很坏的味道，刹那间觉得全身轻快，头不痛了，情绪又饱满起来。

两个身穿便服的年轻又讨人喜欢的警察把她送到航空站。其中一个试图再向她打听昨天发生的事件，但是第二个，看来是上级，改变了话题，只开两句玩笑。

“美妙的巴黎金发女郎，向来是极端危险事故的根源。这些­精­神失常的人想必把您和某人纠缠在一起了，小姐。我们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坏蛋，大概要加以惩罚。”

尤里雅觉得非常舒畅，她很喜欢这几个小伙子，她勉强忍住了，在临别时没有热烈地吻他们几下。

她在飞机上碰到几个迷人的具有职业技能的女服务员。乘坐头等舱的只有四个中等身材的严肃的男人，他们一登上飞机就着手研究文体。两地间的飞行几乎持续了三个多钟头。尤里雅处于半睡状态，或者在作梦，心里想到尼古拉·阿连托夫，她在巴黎逗留时，实际上没有想过他。她也许喜欢他，尤里雅甚至爱上他了。阿连托夫在某一点上像她父亲，同样地可以信赖，强壮有力而且诚恳，但是缺乏独自培养和改造她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除此之外，父亲对尼古拉似乎不感兴趣，而且青年政治家过分强调和金融寡头保持距离，毫不含糊地让尤里雅明白，假如她想和他维持现有关系，那么尤里·卡尔洛维奇就必须尽量少地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

尤里雅明白，尼古拉贪慕虚荣，沽名钓誉，想独立门户，不仅是只作丈夫与女婿。最近一次晚会上，尼古拉喝了一点酒，他自己承认，下次选举中不想再去带领总统的警卫小队，而要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甚至还诙谐地说：

“尤里雅，如果你­精­神失常，要冒险嫁给我，那么你可以成为可爱的俄罗斯的第一位勋爵夫人。”

飞机降落以前尤里雅喝了一杯香槟酒，很快就站在一位年轻的过分严肃的近防军人对面了。她常到外国去，老早就注意到，俄国边防军人们都是世界上最严肃，很难流露笑容的小伙子，至于对俄国边境的捍卫者开开玩笑的事，那就更谈不上了。

尤里雅已经领到了护照，拿起手提箱，当她听见头顶上方传来的欢呼声时，她已经穿过敞开的旋转栅门：

“尤里雅·尤里耶芙娜，多么高兴啊！”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温文尔雅，长着一双含有笑意的眼睛，他拿走她的手提箱。“我看，您不记得我了。我有一次到过你们家里，认识令尊和令堂。”

开初尤里雅不信任地朝这个男人瞟了一眼，但是他那诚挚的微笑，尤其是他很守旧地、恭敬地喊出她父母的名字，使这个少女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于是她微微一笑。

“老实说，我记不得，”尤里雅承认，“您也是从巴黎来的吗？”

“不，我送几个朋友。您有行李还是轻装上路呢？”他稍微晃晃小提箱。

“东西全在这里，我不是摆阔气的女郎，我不会携带太多的衣裳。”

“妙极了，那么我们来享用代表的特权，绕过任何可爱的排队的人群。”他把尤里雅领到侧门门口，“我把您送到您的汽车上去。”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同机旅行，他们乘坐的绝非头等舱，因此在边境检查时遇到了排得不长的队列。他们在下飞机时没有看见尤里雅。从前的侦察员们没有行李，他们沿着绿­色­的走廊立即向出口奔去。

“等一等，先生们！”年轻的海关人员拦住了他们。“你们都是坐飞机来的，你们都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你们的东西吗？”他凝视他们，朝着运动员用的小提包点点头。

“您看得见嘛！”伊里亚晃晃自己的提包，“您想仔细瞧瞧吗？”

海关人员警觉地望着，伊里亚对他的微笑，没有作出反应。

“你们到过巴黎，没有携带什么礼品、纪念品吗？”

“年轻人，”聂斯捷伦科Сhā上一句话，“我们出差回来，现在要赶路。”

“华连廷，有黄金、贵重物品吗？”海关人员仔细地看着报单。

“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伊里亚激动地回答。

“我是识字的，”海关人员一直折腾着，几个人从后面走到他跟前，一大群人慢慢聚集起来了。

克里亚奇科从大厅那边飞快地走到他们跟前来，他把证件搁在海关人员的鼻子底下。

“对不起，小伙子，他们要赶路呀！”聂斯捷伦科抓住他的袖口，拽着他走，“她有行李还是没有呢？”

“行李随身带着。”伊里亚回答。

“他妈的！”克里亚奇科环顾四周，寻找他自己的人。

“都在场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到跟前来的维特金低声地说。

“到街上去，检查快要开走的汽车。我去工作地点的出口处跑一趟，马上就来。”

寻找自己人这件事没有得到结果。尤里雅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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