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奇卡打开柜子，斟了一杯白兰地酒，把一瓶矿泉水、一只玻璃杯摆在桌上。

“这是给您的客人准备的。”

“那么就请你准备好戊酸薄荷脑脂。”

“一向是随身带着。”维罗奇卡快活地微微一笑便走开了。

巴图林很快就来了，走进屋子，鞠躬行礼，坐在让他坐的安乐椅上。

“那么，是这么回事，”奥尔洛夫开门见山地说。“过一个钟头让伊里亚·卡尔采夫到这个办公室里来，否则过两个钟头你的手枪、你的小指头和鉴定人的鉴定都得摆在市检察长的办公桌上。我不喜欢威胁人，小伙子，但是您已经制定了土匪规则，那么就请您自食其果吧。我从古罗夫那里夺到了你的材料。材料在这儿，“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保险柜。“列瓦说我感到懊悔。古罗夫总是对的。如果您伤害卡尔采夫的话，我就要剥下您的皮，您就这样转告福金吧。没有一个密探会挨在您身上把手蹭脏，您也没有原由去向科尔夏诺夫将军诉苦。刑事犯和亡命之徒要把您撕得粉碎。在他们之中我们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能想到该说的话。滚开吧！”

“中将先生啊！”

“我上了手表，时间流逝着。赶快去­干­吧！”

他们把摇摇晃晃的卡尔采夫从大门口领到街道上，他很像一个机械地走动的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又看见了周围的世界，他像个醉汉，人们和物件模糊不清，成双影，犹如在雾气之中慢慢飘浮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垂下。

“还系着领带。”从旁边过去的老太太说。

“这种人想必会投票赞成也甫林斯基。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是一些贪婪的人，”一个不年轻的男子汉说，他用肩膀抬着一个外国出产的大盒子，“他从清早起就喝了许多威士忌酒，俄国酒他连一口也咽不下去。”

警卫员们用小汽车把卡尔采夫送到内务部门前，让他站在圆柱近旁，把他的私人密探的证件交给站岗的民警。

“上司，给奥尔洛夫将军打个电话，告诉他，货物已经运到了。将军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民警胆怯地瞧瞧扶着圆柱的男人，瞧瞧那个陌生人的证件，他想问一下，将军该不该接见这样的客人，但是那几个警卫已经坐上汽车走了。

奥尔洛夫惊讶地，但又激动地打量坐在安乐椅上睡觉的卡尔采夫。

“维罗奇卡，我们得怎样照应他呢？”

小姐忿怒地耸耸肩膀，她不晓得这个侦查员十分清醒，可是她猜想，他是不是由于生活放荡才酗酒的。

“我们为什么要照应他呢？斯坦尼斯拉夫在办公室，让他带走他的可爱的人，难道要我来拖他吗？”

“我不是柜子，用不着拖我，”伊里亚忽然用那清晰的嗓音说，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马上又倒了下去。

克里亚奇科来了，用手托住自己的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

“麻绳专在细处断，”他说道，搀扶伊里亚坐到古罗夫的位子上，好让小伙子能够用手靠在桌子上，把头放平，“他们怎样诊断你的病呢？他们没有向格里沙·柯托夫或是瓦利亚·聂斯捷伦科扑去吗？”

“而您，斯坦尼斯拉夫以为一个人能够经受得住现代的化学药剂的侵蚀吗？”伊里亚清楚地听见，并说得很有道理。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羞惭，但是他回答他认为需要回答的话：

“这是不能经受的，你看，在莫斯科中心，稠人广众的街上让人家把你抓住……现在有什么可说的，你决不能回过头来再生一个小孩子。”

傍晚六点钟左右，福金在结束接见后很早就回家去了。晚礼服、衣领竖直的雪白的衬衫、蝴蝶结或领带，一切都按照规定。为了庆祝“克普鲁弗”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的五十寿辰，午宴在豪华的饭店里举行。乐队演奏战前的古旧的歌曲，唱歌的不是扭扭捏捏的儿童，而是地道的演唱者，他们曾是人民的功勋演唱者，今日却屈辱地被人遗忘，他们的嗓音十分清脆，歌唱得感人肺腑。当演唱动听的军歌时，有几个客人尽管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却悄悄地掏出手帕，擦拭眼泪，少年人的歌曲总是激动人心的，至于这样的歌唱那就更不待说了。

妓汝们没有露面，她们主要是妻子的同龄人和女友。这些人尽管有点儿肥胖，一点也不年轻了，看起来都很愉快。谁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有个军人——勋章获得者——把一个多余的人抱在挂满勋章的胸怀，人家就这样悄悄地、知识分子式地把他带走了，说什么上了年纪，毫无办法。

领袖照例发表了讲话，不知为什么谈论战争，在座的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捍卫了祖国的土地免遭敌人侵犯，而今天有人使它四分五裂，把那一片片土地兜售给美国人。但是他们将决不允许，必将奋起保卫，就像一九四一年那样，于必要时在坦克下献身。这一切听起来特别动人，因为大多数人在战后许多年才出生，他们的父辈在军队中担任政工人员，在进攻的人们后面挺进，向胆战心惊、停滞不前的人背后开枪。

午宴原来给人以强烈印象，有几分乡情意味，而且至为富有爱国热忱。当他们开始散会时，有十至十五人互使眼­色­，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彼此领会地点头。人们驶向公共澡堂，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姑娘们和其他正常生活中的慰藉。

席间，伊万·伊万诺维奇·柯尔镇金介绍福金和领袖认识。在他们认识之前想必进行过谈话，因为领袖微微握住谢苗·彼得罗维奇的手，仔细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说：

“在我们这次简单的午宴上看见自己的对手十分高兴，叶夫兰皮·杜波夫身体好吗？”

“谢谢，他说没有病。”

“选票不够么？没关系，让他忍受，年轻人，前途无量。柯利亚·阿连托夫还没有和尤里·卡尔洛维奇的女儿结婚吗？”

“这些年轻人不太坚定，都想去娱乐一阵。”福金说句笑话敷衍过去。

“啊，你知道，这样的婚姻不是去户籍登记处和教堂里闲逛。”领袖轻快地改称“你”，“这个类似于签订国际条约。告诉尼古拉，叫他别装蒜，使问题白热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来找我，有话要说啦。”

“我一定转告，”福金耸一耸肩膀，“不过，叶夫兰皮尽管有个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运，但他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够影响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给他选择一个适当的职务，让我们讨论一下，就这样转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礼，想了一阵子，如果不是他，一个无人知晓的中校，而光是这个低能儿，那么他能拥有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为在选举失败时，这些大老鼠照例会从沉没的海船上仓皇溃逃。

柯尔镇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声地说起话来：

“他无疑地喜欢你，人人都看见他和你谈了很久的话。”

是的，只要福金一个人留下来，就有一些陌生人开始向他跟前走来，装满香槟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绍一番，说着各种各样的鄙俗话。有个健壮的男子汉握住他的臂时，喷出一股酒气，低声地说：“别吭声！”

午宴后福金没有回家去，而是到办事处去了。当谢尔盖·巴图林胆怯地敲敲门并在门槛上出现的时候，福金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换好了衣裳。

“您好，谢苗·彼得罗维奇，宴会举行得怎样？”

“你好，谢达加，宴会正常地举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们的党，可是我手边没有空白的表格。你给这个老领袖奥尔洛夫打过电话吗？”

“为什么？送来一个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应该挂个电话，说是我们决不食言。他们怎样呢，会把你控制一辈子吗？我们横竖要除掉古罗夫并且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说是权威人士们清算民警机关的优秀军官们，一名退休者对我们无能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间谍通路，而我也有这种途径。我们去议论议论，说­射­击手来自别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议论纷坛，哪有工夫去对付我和你。”

“谢苗·彼得罗维奇，您说过我对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级打交道时经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们乘汽车到墓地去吧，我让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坟墓，大约过十天后你可在坟墓下面拿走那口装满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会给你挂电话的。”

“墓地，小坟墓，在市中心相会更简单，就在人群中交换手提箱，”巴图林冒险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好把东西带到家里去，但是中间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进城。为了这个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们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尔谢杰斯”牌子的豪华型小轿车，而是警卫员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巴图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这次旅行。米廷墓地紧靠着科利策瓦雅（环形路）大街，看来那一带都在莫斯科注册。过了七个多小时，住别墅的基本群众都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货车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甚至是深夜总是沿着这条公路驶行。

他们把汽车停在墓地的大门附近，买到了某种树苗和带有土块的鲜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礼地走进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连那种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大理石的豪华墓碑和绿荫如盖的小径的墓地，横竖会对正常人有镇静作用，并向他提示，说是：你也无法摆脱这个归宿的所在。

“请你记住这条路，”福金行走时说道，“紧靠尽头的左边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卫员司机不知为什么往那儿冲去，但是福金没有拦阻他，这件事和巴图林无关。他们走着，走着，走了很久，遇见的人们越来越稀少，整条林荫路不久就空无行人。对访问者，主要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来说，薄暮已经来到了。

“你看见那株树吗？”福金指了指巴图林不熟悉的那种枝叶繁茂的大树，“那是方向标。在它后面大约五步远的地方。”

他走到竖有洋铁十字架和小木牌的小坟墓跟前，小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某个雅可夫·雅姆什科夫的姓名。福金环顾四周，跪了下来，给自己画个十字，用那准备好的棍子挖了一下土，说道：

“你仔细看看。”

巴图林在他旁边蹲下来，也给自己画个十字。他没有听清很像掌声的枪声，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巴图林侧着身子倒下了，第二颗子弹打穿了太阳|­茓­，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条理或次序。

福金站立起来，甚至不睁眼瞧瞧站在他近旁的助手，他环顾四周，抖了抖裤子。

警卫员凶手仔细地擦净手枪，把它塞在尸体下面。谁也不准备假装自杀了。

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去，谈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上坐下来时，福金才说：

“你的婆娘还在睡觉呢？”

“我相信，”凶手回答，“她在喝完三杯以后会把电话切断四个来钟头。”

“你喝吧，在旁边躺下，让她第一个起床，叫你喝一点解醒酒。这个她能够记牢。虽然我不以为有人会来打扰你，但是要以防万一。”

回到莫斯科以后，福金又换上晚礼服，向饭馆走去，然后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大家认识他，约摸有十人能够证实他的任何供词。

古罗夫拿定了主意，他的任务是不避开杀手，不杀死他，而要活捉他。想必他几乎一无所知，定货已由第三个中间人送来。但是密探坚信不疑的是：捉拿杀手，在心理上是一次强烈的打击。福金相信，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在任何信念中存在着小小的裂痕。而突然……不应该知道，不可能知道。而突然……

就在这时候密探脑海中出现了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想法：如果假装成他，古罗夫上校，为什么还要杀死他呢？就像车轮子那样，用旧了，没有一个职业家眼下会确认这一事实，眼下会深信不疑。古罗夫会不会入殓，会不会被人埋葬呢？这真是对几十个朋友和几百个同事的嘲笑，他们决不会原谅他这一点。侦探的计谋是一回事，而圣物却是另一种概念。可是车轮子无论怎样旧，直至今日它还在转动，还在运输土豆、白菜、西瓜和甜瓜。厚颜无耻的粗鲁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它要求肇事人负责。

古罗夫拿定主意，但是怎样假装呢，对于这件事我们要加以考虑，而杀手必须查明并且把他抓起来。在捉拿期间传奇式的密探必将“遇难”。这有点儿像演戏，数以千计的人们经常去看戏，在这个所在，说实在的，人们又哭又笑，情不自禁。聪明人晓得，这是一柄木匕首，而观众反正会怜悯被刺的人，人所共知，眼看就要闭幕了。小伙子用凡士林擦去脸部的油彩，走去喝茶，也许是大口大口地喝酒。但是要知道，演得很自然，简直令人高兴极了。

必须上演这样自然的戏剧，让福金号啕大哭。叫他潜意识地知道，手枪­射­出空子弹，但由于疼痛，心都要碎了。而且他想更快地杀死这个密探。

人所共知，每次上演之前，先从存衣室里走出来，在开始演一幕闹剧之前，必须捕获主要执行者，即指杀手。

几辆小汽车只能沿着公路驶近别墅。如果牺牲品经过侧门走出来，非穿越那五至十米左右的开阔的空地不可。对一名优秀狙击兵来说，从七十至八十米的距离­射­击一个人，无异于一名优秀足球运动员从十一米的距离把足球­射­进那忘记布置守门员的球门。

古罗夫在窗户近旁给自己布置好一个舒适的野兽隐藏处，他拉开窗帘，把一朵鲜花放在窗台上，带着景­色­望远镜在这里安顿下来。密探明确地知道，有个狙击手待在隔一条马路的砖砌的棺材中。总有一天这些庞然大物会变成房屋，也许有人会把房屋摧毁，将砖头一块一块地拆下搬走。这一切取决于六月十六日选举的结局：总统倒台，到那时……古罗夫晃了晃脑袋，好像在驱散恶梦。密探把一切都计算到了，而且准确地估计到，他本人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将要退休，去见父母亲，遵照爹爹的嘱咐开始修建板棚或牛栏。他和当地的年轻的姑娘结婚，生儿育女，至少生两个，当他坐在安乐椅上察看暴发户们的尚未盖成的宫殿，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像那旧电影中的­干­部一样抓起一颗子弹的时候，他将会回想今日的情景。

当他细心地研究窗户上的­射­孔时，他知道一切取决于耐­性­。任何一个人最后会失去担心危险的感觉和警惕­性­。

密探心中盘算一下，在类似情势之下他自己要在什么地方躺下隐藏起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到您这里来了。”从门槛上传来了奥列格的听不太清的嗓音。

古罗夫把望远镜放在一旁，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并从客厅里走出去了。两天前在这儿用过午餐的小组长之一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和橡胶皮靴站在后门边的门槛上。

“您好，上司，”小组长带着明显的土音说，“我叫斯杰潘，我们前不久谈过话……”

“你好，斯杰潘，我还记得你，你进来，请坐，想喝一杯吗？”

“谢谢您，我没有功夫久坐，而在工作时间我不喝酒。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他好像是来捕鱼的……也许您觉得没有啥意思？”

“坐一会儿吧，斯杰潘，”古罗夫满有劲地把小组长领到自己房里，让他在安乐椅上坐下。

“可我会把东西都弄脏……”

“粘土不是血，擦得掉。我对什么都很感兴趣。就是说，五点钟左右渔夫出现了，据我所了解，他是您不认识的人。”

“当然，”小组长觉得他们都细心地听取他的意见，于是更有信心地开始说话：“这个男子汉不错，穿着挺雅致，只不过我想，他是打哪儿来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通车，大约走六俄里的路就到他那里了，这样的男人应该坐汽车来。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汽车飞快地开到水边去，而在很远的地方停车，徒步走去呢？一切经过不顺利。噢，如果你们不谈话，我就要去睡够才好，”他觉得不好意思，“我因有必要才到院子里去。我看，男子汉走得很快，你不敢说，住别墅的人清早就在漫游，总是向右面转过头来，望着这些砖头，但是他没有停步，未尝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目前，我们钓鱼不很认真，而他却有帆布套，钓竿梢露出来，布袋的底部显然有很重的东西，他甚至用手把它扶住。你看，他沿着大路走去，在树木后面隐藏起来了。”

“斯杰潘，如果向河湾走去，你仔细看看他是不是在钓鱼？”古罗夫说。

“其实，”小组长得意地微笑，“我穿上皮鞋去水边走了一趟，他不在那里，没有到河湾去，那个地方很开阔，无处可躲藏。”

“谢谢，斯杰潘，我欠您一箱伏特加，­干­活吧，丢开头脑中的遐想，其余的事情由我来­操­心。”

“你欺侮我，指挥员，”小组长捻捻棕黄的胡须。“如果我不是平白地受惊，那个‘渔夫’就要来找你了，我以为，他应该绕过那座建筑物，回到房屋之间的公路上去。你看，在那幢屋里，”小组长指指那几幢房子，“二楼的地板不太稳，轧轧作响。右面的三楼最舒适，而且合用，那里有一条电线从电力线搭到三楼，可以说，楼上有电灯。噢，他不打算点灯，可以把茶壶热一热。要讲的就是这些。”

“多谢，斯杰潘，你是个真正的侦探。”

“是个侦察员，”斯杰潘微微一笑，“应当经过花园的入口去抓住­射­击手，那里暂时还没有院子。”他点点头，走开了。

晚上三点钟奥列格暗中替换了上校，于是古罗夫去睡觉了，但是他没法睡着。密探回忆这件事完全不是时候，他答应把有关尤里雅出生的看法报告戈尔斯特科夫。聂斯捷伦科审查了密探的这种说法，而他和侦察员并没有联系。古罗夫在想到这件事时已经入睡了。过了三个钟头，他起床了，接替警卫员。

像平素一样，当你正在埋伏的时候，一昼夜拖得很长，它仿佛没有尽头，为了不扫兴起见，最好不去看手表。但当早上七点钟，这天早已黎明的时候，小组长用手指指那幢房子的窗户，窗户里闪烁出一点火光，就是说，他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活动。还有一件什么琐碎事情，抓住一个有武装的罪犯。狙击手的步枪也许是一支独弹枪，如果杀手要开枪，就要有拿出一颗子弹的时问。但是他的步枪是独弹枪，并不是事实，而且他也有手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自然，打伤杀手比较容易，但是依照密探的行动计划，莫如把这个人活捉起来。

古罗夫把几个警卫员请去共同商议。韦塔利是个三十来岁的强壮的特工，他坚定地说：

“我很尊敬您，列夫·伊凡诺维奇，但是依照我和主人签订的合同，我应当保卫这幢住宅，使不受盗贼和流氓的侵袭。正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您有一些紧要的事情，而在不久前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祝贺你，”古罗夫心平气和地说，“儿子——好极了，我很了解你，”真奇怪，但是古罗夫对这样的声明仍旧感到满意。

宁早毋迟地查明了这个人胆怯的原因，而且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在大庭广众中宣布自己胆怯的人通常在危急关头往往是顶天立地的人，表现得庄重尊严。那些既不怕神也不怕鬼的无所顾忌的小伙子们不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儿子叫什么名字？”古罗夫面露微笑地问道。

“瓦西里，纪念公公，”韦塔利回答，他觉得不好意思，并且等待上校开始谴责、奚落和挖苦他。

奥列格的颧骨上隐约现出几个斑点，可是他一声不响。

“如果他在不应当胆怯的时候忽然胆怯，而当他告知他是个完全正派的男子汉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可怕，都会难受。”古罗夫喝完已经凉了的咖啡，细心地瞧瞧奥列格，但是他又把脸转向韦塔利，“你枪打得怎么样？很好吗？”

“从五十米距离向人形靶子­射­击，我决不会落空。”

“­棒­极了，简直­棒­极了，可是谁也不允许你向入­射­击。啊，”古罗夫向奥列格转过身去，“你的儿女在成长吗？”

“有两个孩子，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这没有啥意义，”奥列格飞快地回答。

“孩子们都在成长，可是这没有意义。朋友，你应当找医生诊治，”古罗夫用这种语调谈话，真好像他们讨论的不是捕获职业杀手的问题，而是在等候午餐，为了消磨时间才乱说几句废话。“非常遗憾，我没有儿女，但是有父母，当我被迫作出冒险事时，我也许没有这种本意，可是我不禁会想到，如果我出差错，发生什么事故，那么我会使亲人们遭受到多么可怕的痛苦。所以说得委婉一点，你，奥列格是不对的。现在说说问题的本质。我们要这样行动。我从通向花园的窗口爬出去，走开之后不露面：要绕过正在建设的一大片工地，走到那幢房屋的后门附近。走这段路我需要三十来分钟。假定说四十分钟。在我走开后过二十分钟奥列格把花园的小桌和三把安乐椅搬到凉台上，这之后开始摆放午宴上要用的餐盘和各种物品。对­射­手来说，向你­射­击没有啥意思，而且他会使行动失败，浪费金钱。杀手需要的正是我，没有望远镜和视觉瞄准具不可能在这种距离以内使我们失去行动自由。奥列格，你赞同我的意见吗？”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回答，“只是不知怎的你一辈子发生的事情总与预期的有所不同。”

古罗夫发觉，十分钟以前“勇敢的”奥列格不时鄙薄地看看对手，现在他左右为难了。古罗夫想了想，他应当把斯坦尼斯拉夫带在身边。他所以没有把他带在身边只是因为目前莫斯科更加需要克里亚奇科的缘故。

“也许，我们可以不把家具和餐具搬出来，”虽然奥列格没有明确地说话，但是密探继续说：“真的，在狙击手的视觉瞄准器的十字交叉点上徘徊，不是一桩很惬意的事情。也许他的神经会失常吗？”

“人家不雇用神经病患者做这等事情。”韦塔利出乎意料地说。“什么都要正正当当，奥列格有两个小男孩，我只有一个，由我来布置家具。”

密探仔细打量一名警卫，然后向另一名瞥了一眼。奥列格意味深长地缄默不语。古罗夫力图缓和局势，说道：

“奥列格，我给你一项并非不那样重要的任务。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们对表），你从窗帘后面向二楼左面的窗户­射­击两次，也可以­射­击三次。你面前有一扇门和两个窗子，不能从一个地方­射­击两次，你决定将要怎样移动位置，希望你打中窗户，但若落空或者­射­入侧面的墙壁，子弹反跳开来，也还不错。我们有必要采取诱导的策略，不外乎是要让我来得及走进那幢房子并且登上二层楼。”

杀手躺在离窗户一米远的地方，从街上看不见他，他发觉有人在做午饭后自然会注意，那里大约有三件器具，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当­射­击开始时，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弯下身子，尽管他不会置身于火线，子弹必将自下而上地­射­出去。但是你一下子弄不清楚，而条件反­射­毕竟是条件反­射­。除此而外，为了要开枪，杀手本身不得不抬起一点身子。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又这样说，“打哪儿晓得，他正是待在这个窗户中？七点钟他在那儿借火抽烟，也许他只不过是从那里经过，停下来借火抽烟，可是他的隐藏处在另外一个地方吗？”

“合乎情理，”古罗夫赞同他的意见，“让我们简单点行事，我­干­脆走掉，而您就不要从屋内探出头来。这种局面也会使他神经不得安静。”

杀手正好躺在他们讲到的那幢住宅的地板上铺好的床垫上，他一面抽烟，一面细听古罗夫和几个警卫的谈话。问题在于，长着褐红­色­胡子的小组长斯杰潘真的在刑事侦查局工作了七年，后来因酗酒并与上级口角而被革职。但福金知道这件事，他还知道，斯杰潘在哈尔科夫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等待着动身去俄国赚钱的父亲。他们没有给从前的侦探留一条出路，他清早走到古罗夫那里，把奇怪的捕鱼的情形向他汇报，后来他把“保险塞”固定在安乐椅的靠背上，房屋一楼的谈话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

杀手的“尼瓦”牌小汽车停在离他躺下埋伏的那幢住宅有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土路通往柏油马路，离环形大道还有五分钟的路程，这一地段没有一个国家汽车检查局的岗哨。

他听见古罗夫很想去看看杀手，他淡淡一笑，开始拆下那支步枪。它是在远离莫斯科和俄国的地方制造的，主要是准备给专家个人使用的。在原则上这种步枪由于价格关系再也没有销路了，无人问津了。步枪可以拆成几个部件，每个部件都有特制的套子，而那­精­致的­射­击瞄准器甚至配备有天鹅绒面的盒子。枪栓和板机也装在另外一个盒子中。这种艺术品和“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的价格大致相等，只要你有钱后者是容易购置的，而这种步枪却很难买到。虽然如此，但是人所共知，这里还有一批买主，如果没有人购买商品，那么就不会制造商品了。俄国和这种法则无关，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它的情况究竟怎样，暂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杀手拆开了步枪，把它放在一定的地方，并移开鼓轮，检查检查现有的子弹，把武器放进口袋里，继续静听牺牲品和他几个警卫的谈话。

“如果那栋住房中传来了枪声，您不要慌里慌张，即是说，我正在开枪，因为犯人有一件配备消音器的武器。”信心十足的，有点讥笑的声音说。

“也许我们能够帮点忙吗？”

“不是一支枪，还有三支枪。”

“不，伙伴们，请你们原谅我，我宁愿单独行动，”古罗夫回答后想了一下，小伙子总是对的，不是一支枪，而是三枪枪。只不过假如这几支枪都落在职业家手上，而不是落在作战前算算谁有多少伙伴的人手上。如果你把他们带在身边，你忽然间戴上手镣脚铐了。不，单独行动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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