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

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拼命劲儿！”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儿，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廉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得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的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的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账！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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